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做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祸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二、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
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501），“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522），《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决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536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501年。两件事相差二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的《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悬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悬书是把议论张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又说：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要懂得孔子的学说，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对政府，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做极下等的生活，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就不少。所以孔子说：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接舆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桀溺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很原谅他们的志趣，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诸人的行为，道：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又他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才可懂得孔子的学说。
孔子的问题
孔子的年代，正如前章所说的，是一个政治崩溃、社会不安、思想混乱的年代，尤其是道德紊乱的年代。与孔子的同时代的一个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天下无道”就是这时期最普遍的特征描述。活跃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的孟子，曾这样描述孔子的年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的确，在二百三十四年（公元前719—前485）中《春秋》至少记载了三十六起弑君事件。
孔子的中心问题，自然应当是社会改革。哲学的任务被理解为社会的和政治的革新。他所寻求的是整治天下之道！孔子对于他那个时期的思想混乱状态有着深刻的印象，并不得不作出结论说：道德沦丧是思想界混乱的结果，这种结果已败坏社会数百年。自从周王不再成为王朝的精神与政治的领袖以来，王朝中的所有阶级的信仰、礼仪和职责标准化的中央权威已经丧失。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二）
这一段，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当时精神的和思想的混乱所表示的态度，当时礼乐征伐已不出自天子，当时统治权落在陪臣手里，当时百姓私议流行。看来，孔子是把当时道德的沦丧诿诸王朝的思想状况之缺乏某种中央权威。
孔子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周易》坤卦释词）换句话说，道德与政治紊乱的原因，比之弑君、弑父这些不义行为本身更为根本。这种精神涣散、信义丧亡与职分松弛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下面引述《论语》中最能说明孔子思想的一段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三）
就这样，孔子把“正名”看作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问题的核心，因而也可以说，孔子把哲学问题主要看作是思想改革的核心。
这个有点简略的摘要，如没有附带的说明，是不能被充分地了解的。我现在要加以补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我们研究下面一段孔子讨论正名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番话就会变得更为清楚。
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二十五）就是说，“没有角的酒器也是觚”，这样的说法是不顺当的。或者举另一个例子：当一位本国有地位的大臣问为政之道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十七）“政”字来自“正”字，政就是使人民走正路。如果把现在的久已忽略了并且不复能履行其职责的政叫做“政”，这就是言不顺的另一例子。
现在，我们的行为、义务、关系、习惯这些事态已不再符合它们的名之所指，则这种事态并不亚于思想混乱，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在日常谈论和判断真伪、正误中，还有什么确定性和妥当性呢？如果一个圆形而没有角的酒器仍可叫做“觚”，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断定一个方形不是圆呢？如果一群没有道德的、腐化的，如孔子所说的“斗筲之人”那样的政可以称作使人走正路的“政”，那么谁能驳斥那些“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的诡辩派呢？
我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言不顺则事不成”，以及他接着说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确定性和规律性，就不会有道德及和谐的生活。且注意下面的一段话：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十一）
这段对话很好地说明孔子注意到思想混乱与道德乖谬之间，失于“正名”与树立道德法则及生活和谐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思想瓦解状态的必然结果是一切权利义务的崩溃，是社会及国家各阶层或阶级的一切正当关系与义务的完全消灭。有许多反常的犯罪如弑君、弑父的例子，正是因为国君没有君王的尊严而不被认为国君；因为臣子不只不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也对国君不忠诚；因为父不再是家庭中道德与精神的长者；也因为儿子忘却了在家庭中应当孝顺的地位。当这些义务与关系被置诸脑后时，那规定社会等级的每一阶层所应遵守的行为的礼或法则，就会失去它有效地指导个人及社会行为的力量与权威。
那么，天下如何能从当前道德乖谬与政治混乱的情况中解救出来并恢复正义呢？孔子的答复是：要正名。从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到“正名”，并不就是文法学家或辞典编纂者的任务，而是我所说的思想重建的任务。它的目的，首先是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它们的名表示它们所应表示的东西。可见正名在于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的理想中的涵义。这些涵义，无论现在已变得如何含糊不清，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和名的真正“明智的”用法予以重新发现和再次确立。当这种思想重建最后生效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必将到来——一个这样的社会秩序，其中正如圆就是圆，方就是方一样，每个国君有其尊威，每个臣子有其忠顺，每个父亲有其慈爱，每个儿子也有其孝顺。其中，法律就是法律，有禁必止，赏罚有当。总之，这样一种改正的必然结果，正如孔子所设想的，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将忠实地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是：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卦释词）
这就是关于孔子学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正名，不正名，则“事不成”，而且“民无所措手足”。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孔子的逻辑时所必须牢牢记住的。
关于荀子
荀子
一、荀子略传荀子名况，字卿，赵人。曾游学于齐国，后来又游秦（《强国篇》应侯问入秦何见。按应侯作相当赵孝成王初年），又游赵（《议兵篇》孙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赵孝成王当西历前265至245年〕），末后到楚。那时春申君当国，使荀卿作兰陵令（此事据《史记·年表》在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死后（前238），荀卿遂在兰陵住家，后来遂死在兰陵。
荀卿生死的年代，最难确定。请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录诸家的争论，便可见了。最可笑的是刘向的《孙卿书序》。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膑议兵，孙膑破魏在前341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四十岁了。又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齐襄王时最为老师，襄王即位在前230年左右，即使他活了八十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最为老师”了。我看这种种错误纷争，都由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如今且把这一段《史记》抄在下面：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这段文字有两个易于误人之处：（一）荀卿“来游学于齐”以下，忽然夹入邹衍、邹奭、淳于髡三个人的事实，以致刘向误会了，以为荀卿五十岁游齐，正在稷下诸先生正盛之时（刘向序上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下称“是时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不知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乃是上文论“齐有三邹子”一节的错简。本文当作“邹衍、田骈之属……”那些荒谬的古文家，不知这一篇《孟子荀卿列传》最多后人添插的材料（如末段记墨翟的二十四字文理不通，或是后人加入的），却极力夸许这篇文字，文气变化不测，突兀神奇还把他选来当古文读，说这是太史公的笔法，岂不可笑！（二）本文的“齐襄王时”四个字，当连上文，读“邹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那些荒谬的人，不通文法，把这四个字连下文，读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不知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状时的读”；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而”字隔开，隔开便不通了。古人也知道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为“年十五”（谢墉校，依《风俗通》改如此）。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学了。
所以依我看来，荀卿游齐，大概在齐襄王之后，所以说他“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文理很明显，并且与荀卿一生事迹都相合。如今且作一年表如下：
西历前（265至260）荀卿年五十游齐。
同（260至255）入秦，见秦昭王及应侯。
同（260至250）游赵，见孝成王。
同（250至238）游楚，为兰陵令。
同（230左右）死于兰陵。
至于《盐铁论》所说，荀卿至李斯作丞相时才死，那更不值得驳了（李斯作丞相在前213年，当齐襄王死后五十二年了）。
我这一段考据，似乎太繁了。我的本意只因为古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大讲究，所以不嫌说得详细些，要望读者读古书总须存个怀疑的念头，不要作古人的奴隶。
二、《荀子》《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赋十篇。今本《荀子》三十二篇，连赋五篇，诗两篇在内。大概今本乃系后人杂凑成的。其中有许多篇，如《大略》、《宥坐》、《子道》、《法行》等全是东拉西扯拿来凑数的。还有许多篇的分段全无道理：如《非相篇》的后两章，全与“非相”无干；又如《天论篇》的末段，也和“天论”无干。又有许多篇，如今都在大戴小戴的书中（如《礼论》、《乐论》、《劝学》诸篇），或在《韩诗外传》之中，究竟不知是谁抄谁。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