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鸡在卖鸡人的手里惊恐万分，扑扇着翅膀尖声尖气地叫，差点儿让空气呛住，噎死自己。卖鸡的人炫耀说，它的屁股眼儿里还有一个蛋，如果留到明天再杀的话，这个蛋就会生下来。
外婆征求弟弟的意见：杀不杀？弟弟想了想，还是要求杀。他知道，如果带一只活母鸡回去，他和舒一眉都不会动手杀的。
俊俊俏俏的一只小母鸡，顷刻间开膛破肚，身首分离。弟弟拎着装死鸡的塑料袋，心里面总是不忍，情绪不高。
外婆劝慰他：“鸡养了就是让人吃的，我们不吃它，别人也会吃它。我们只要对活着的动物善良一点就行了。”她又哄着弟弟：“啊呀，闻到蛋糕店的香味了吗？走，外婆给你买块蛋糕吃。”
弟弟不要吃蛋糕，他看见了菜场门外卖花的小摊贩，要求外婆给舒一眉买一枝白色的香水百合花。
外婆哭笑不得地说弟弟：“你这个孩子啊，你怎么总是不为自己要点儿什么呢？”又感慨说：“你妈妈是傻人有傻福，她并没有为你做太多，难得你还对她这么好！”
弟弟把漂亮的香水百合插在一个黑色的细颈花瓶里。花朵已经完全地打开，花瓣雪白，花蕊橙黄，溢出一阵阵浓烈的花香。细细的花茎有点儿支撑不住硕大的花朵一样，腰轻轻地弯下来，倚着花瓶口，像一个扶窗而立的娇美人。
舒一眉从她的房间里无声地走出来，幽灵一样地穿过客厅，去卫生间。她的眼神虚飘着，本来已经从花瓶的旁边走过去了，又被花的香味引回头。
舒一眉问弟弟：“谁买回来的花？”不等弟弟作答，她又说：“花长在枝上多好啊，把它折下来，它就没有几天可活了。”
她已经忘了，情绪好的时候，她自己也买花回来插。
可是舒一眉这么一说之后，弟弟张着两只手，怯怯地靠墙站着，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舒一眉软软地摆了一摆手：“把花拿到阳台上去吧，香味太重了，我难受。”
舒一眉难受。我的妈妈她难受。她觉得活着太累，活着没有死了幸福。
弟弟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长时间地端详自己的脸，心里反反复复想着舒一眉刚才的那句话。
妈妈怎么会得了这样的病？是不是弟弟的长相和学习都太平凡，让她伤心了？是不是他把妈妈的信件弄到博客上，妈妈心里埋怨着他？
弟弟直瞪瞪地看着自己的脸。脸上的皮肉太薄，戴上眼镜之后，尤其显得薄，眼镜好像直接搁在了骨头上，没有支撑，立不住脚。眼睛是单眼皮，睁不到足够的宽度，不够神气。鼻子有点小，畏缩不前。下巴又太尖了点，总让人误会为迟疑和病弱。这不是一张喜气洋洋的脸，相反，它看上去忧郁，沉默，敏感，营养不良，就好像从小没有吃饱饭。还有，它也显得太懂事了，太老成了。大人们一般不会喜欢一张过于老成持重的脸。
弟弟对自己失望至极。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舒一眉开心。真的是不知道。
卫东平做事情就是稳当实在，才过了两天时间，他已经把磁带录好，交到弟弟手上。他招呼弟弟：“来吧，先听听吧。”
弟弟跟卫东平两个人趴在验光室的小桌子上，头靠头，听录音机里的朗读声。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每一条街总要跟自己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个艺术家发现这条街有它的可贵之处：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欠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有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郭鸣本来要请的是舒一眉，可是卫东平的磁带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弟弟马上就明白，读这篇小说，男声比女声更加合适。
浑厚的、有磁性的男声，一路舒缓地读下来，丝丝入扣。噢不，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在读，里面还有对话，垂死女孩和健康女孩的对话，年轻画家和年老画家的对话，听听，病弱女孩的声音气若游丝，简直微妙微肖。老画家喝醉了酒，咆哮起来大着舌头，语调夸张。还有还有，那些声音又是什么？风声和雨声吗？
“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夜晚同来的北风在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伴着沉郁的朗读声，录音机里风在呜咽，雨点唰啦啦地响着，让弟弟如临其境。天哪这根本不是朗读，远远地超出了朗读，成为表演，成了一个小小的广播剧。
弟弟听完最后一个字后，瞪大眼睛，对卫东平表示他的由衷钦佩：“卫叔叔，你跟电视台的演员都是好朋友吗？”
卫东平笑眯眯地纠正他的话：“第一，电视台没有演员，只有播音员，演员都在剧团里。第二，你没有听出来，磁带里的声音是我的吗？”
弟弟目瞪口呆，嘴巴张得太猛，一口气呛到了嗓子里，半天才平复。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说，“可是……明明是有一个女孩子的呀！”
“那也是我。我用了假声。”卫东平笑得像一尊佛。
弟弟一声不吭。他在琢磨，一个人怎么可以使用出两种不同的声音。
“别琢磨啦，真的是我。”卫东平用手掌捂在弟弟的两个耳朵上，怜爱地搓揉着。“真的是我。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得过全区朗诵比赛一等奖，奖状还在我家里呢，哪天我拿出来给你看。”
他把磁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装进盒子，递到弟弟手上：“还得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一展才华。凭良心说，比你妈妈怎么样？”
弟弟歪头想了一下：“应该差不多吧？”
卫东平用劲刮了他一个鼻头：“小东西！这么吝啬，舍不得多说表扬话。”
弟弟请求他：“把你的录音机借给我，让我回家再听听，好不好？”
卫东平很爽气，拍拍他的头：“拿走。”
弟弟抱着录音机回家，插进磁带，一个人又听了一遍。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苏艾说，“贝尔曼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浑身痉挛。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硬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地方挪动过的椅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剩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弟弟啪地摁下停止键，让声音在这里停住。他心里忽然地浮现出一个快乐的念头：可不可以像那个好心的画家那样，为抑郁症复发的妈妈做一件事呢？
弟弟抱着图画本和彩色笔，又一次地跑到卫东平的眼镜店里。他小脸红通通的，鼻尖上沁着汗珠，眼睛也亮得像涂了釉。他问卫东平：“你会朗诵，还会画画吗？”
卫东平眼睛上很滑稽地卡着一个圆筒状的放大镜，在帮人家拆卸一段手表链，手里的那把起子小得不能再小，根本都不像工具。他听见弟弟没头没脑问他的这句话，想了想，把卡得很紧的放大镜摘下来，小心地放到一边，似笑非笑看着弟弟的脸：“怎么啦？又有新花样要出啦？”
弟弟执意要问明白：“你会吗？画画你会吗？”
卫东平摇头：“我不会。”
弟弟一下子傻了眼，神情很失望。“我还以为你什么都能会。”
卫东平忍着笑，问弟弟到底想要画什么？“也许能出个主意。”他说。
弟弟说了自己想要画的东西：一片绿色的梧桐叶。卫东平马上指出来，画梧桐叶很简单，巷子里拣一片回来，按在纸上，照着描，再上色，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卫东平猛然明白了什么，指着弟弟，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你画梧桐叶子干什么了。”
他起身出门，不大功夫拣回来一张巴掌大小的梧桐叶。他抱歉着说，天凉了，树叶都有点黄了，不过没关系，只是照着描个轮廓，反正要涂上绿颜色的。
弟弟摊开了纸，卫东平帮他把树叶按好在纸中间，弟弟用铅笔沿着叶边勾出轮廓，卫东平看着他往纸上涂颜色。弟弟先涂了一遍，效果不好，绿得傻傻的，怎么也不像一片树叶，像一片死气沉沉的绿巴掌。卫东平对着实物研究了一下，接过颜色笔，重新涂，在浅的颜色上勾出了深的茎络，还有锯齿形的边缘，甚至还在叶柄的部位上大胆地用了一点褐黄。这样一来，深浅层次出来了，画面有了一点立体感，勉强出来了树叶的意思。
弟弟很满意。他告诉卫东平说，如果当图画作业交上去，老师最起码要打“90”分。
那一天深夜舒一眉下班回家，打开她房间的灯，看见了窗玻璃上那一片碧绿碧绿的树叶。微黄的灯光把叶片照得毛茸茸的，图画在玻璃上仿佛活过来了，有了体温，有了呼吸，有了灵魂，在对她说话和微笑。
舒一眉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这片树叶。秋风从窗外吹过去，玻璃上刮出轻微的啸叫声，绿色的树叶在玻璃上晃动，摇摇曳曳，摇摇曳曳。
弟弟早晨起床的时候，发现舒一眉比他更早地起来了，坐在餐桌旁，等着跟他说话。
“最后一片树叶，欧．享利的名作，对吗？”舒一眉的声音轻柔悦耳。
弟弟点头，心里紧张，不知道舒一眉接下来的态度会是什么。
“我懂了你的意思。”舒一眉把弟弟拉过去，让他靠近在她跟前，用两只膝盖轻轻夹住他的胯骨。“谢谢你提醒了我，用这样的方法。”她歉意地看着他：“以后我们永远都这么办吧：只要你发现我在放纵自己的坏情绪，你就在窗玻璃上贴一片绿树叶，告诉我说，你又有危险了，你不应该这么做。”
弟弟连忙地点头，嘴巴嘻开，露出珍珠样可爱的小牙。
舒一眉轻轻叹了一口气，承认说：“碰上我这样的妈妈，你比别人多了不幸。”
弟弟摇头。
“你不用摇头，我自己知道。”舒一眉帮弟弟把没有翻好的衣领拉出来。“我知道我做得很不好，但是我不会放弃努力，我要对得起你，你是我的宝贝儿。”
她抱住弟弟的头，往前拉过来，再把自己的额头贴上去。她的额头起初是凉的，有一点潮湿和滑腻，贴紧了弟弟的额头之后，很快暖和起来，幅射一样，把热量传给了弟弟。
“一切都会过去的。”她呢喃地说，“我现在想明白了，就是下岗也没有关系啊，我这么年轻，会找到事情做的，就是送外卖，我也能够养活你。”
弟弟抬起脸：“妈妈你不要太担心，最多十年，该我养活你了。”
舒一眉抿嘴笑起来：“那我们就彼此约定，自己养活自己，做个自食其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