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弟弟弄不清楚舒一眉每天的工作是做些什么。她在他的世界中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电脑游戏人物一样的人，一个在有限的空间里给自己留下了无限多的空白的人。
早晨，六点半钟，闹钟准时用一种古怪的电子合成音在弟弟床头大叫：快起床了！起来呀！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了！……弟弟一惊，来不及揉眼睛，骨碌一下子先爬来，再坐一分钟，让自己醒得透彻一些。然后，他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穿袜子，穿鞋。碰到阴天，窗帘还没有拉开之前，屋子里很暗，他就必须开灯，免得胳膊和腿总是伸进同一只衣袖和裤管，或者袜子穿反了，鞋子穿颠倒了。
之后，他去卫生间洗脸刷牙。动作是程序性的，刷牙照例左三下右三下，洗脸是顺时针方向摸三把。从前爸爸只要看见他这么洗脸，就要戏谑地叫起来：“哎呀，小猫洗脸啊！”现在舒一眉不看他洗脸。弟弟想不出来，如果偶尔看见一次，她会怎么说？
再接着，要蘸水把脑后翘起来的一小撮头发捋直。这不是舒一眉的规定动作，是弟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脑后的那一撮头发像鸡冠，稍稍不留神，就要神气活现地“怒发冲冠”，惹班里同学尤其是坐在他身后的学习委员陈秀儿的笑话。弟弟在班里是新来乍到的人，凡事容易成为大家的笑柄，所以他时时事事都对自己的形象保持警惕。
最后一道工序，是对着镜子扎好红领巾。左边的一角搭在右边的一角上，绕一个圈，伸进领口，再掏出来，从圈扣中穿过去，轻轻地拉平。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点复杂，特别是对着镜子做的时候，弄不好就把方向搞反，绕来绕去做不成圈扣。从前这件事情是爸爸帮他做的，爸爸弯着腰，肩膀平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指头三绕两绕，红领巾就服服帖帖裹住了弟弟的脖子。爸爸接下来揽过弟弟的肩，轻轻一拍，这就表示：一切妥当了，可以上学去了。
舒一眉没有为弟弟做过这样的事。她只是要求他：“别把自己弄得像个流浪儿！”
其实弟弟并不清楚流浪儿到底是个什么样，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领会舒一眉的话，那就是：要整洁干净。他在早晨十分钟的梳洗时间里，尽量把自己收拾干净。虽然舒一眉一次也没有打开房门，走出来检查弟弟的个人卫生。但是弟弟认为舒一眉是看得见一切的，她用不着打开房门就能够清楚一切，这屋子里四面八方都是她无形的眼睛。
最后，弟弟轻手轻脚走过客厅，去厨房吃早饭。早饭已经由舒一眉在前一天晚上安排好了：一袋保鲜奶，一根香蕉，两片涂了果酱的面包。星期二面包会换成意大利蛋糕，也可能是瑞士蛋卷。星期四则变换成包子或者小酥饼。如果是包子，舒一眉会另外留一个纸条，写上：微波炉一分钟。如果是酥饼，事情就更复杂一些，舒一眉留给他的纸条上会有更多的指示：将微波炉的“火力”键旋转至“烘烤”，“设定时间”键调至四分钟。
一切都无懈可击，像瑞士钟表一样准确，精细。有一次弟弟的好奇心发作，蒸包子的时候让微波炉多转了半分钟，结果包子的面皮板结起来，收缩成了一团牛筋一样坚硬的东西。又有一次烤酥饼，弟弟自作主张削减了一分钟的烘烤时间，他惊讶地发现，小酥饼拿出微波炉的时候，对着火的一面虽然已经微烫，背着火的一面却还是凉的，连表面凝固的猪油都没有解冻。
弟弟明白了，时间是由舒一眉确定下来的一种准则，别的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易改变。不可以打碎它，也不可以肢解它。
在这个紧张而匆忙的时间段里，舒一眉的形象总是缺席的。
她在睡觉。
夜晚工作，到凌晨回家，然后睡觉。周末两天，弟弟在家，起床的时间稍早：十点或者十一点。其余五天中，常常会在午饭之后的时间才走出房门。
如果有一天起得早了，她就头疼。脸色苍白，眼神恍惚，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像是电视报道里的那些犯了毒瘾的人。而且，她抱怨说，精力不能集中，影响了她晚上的工作。
舒一眉对她的工作看得很重，她要养足精神，去对付那场战斗。
弟弟悄无声息地吃完早饭，把牛奶的包装袋扔进垃圾桶，桌上的面包屑用抹布扫成一小撮，再划拉到水池里。他又踮着脚尖走回自己房间，拎起书包，打开房门，闪出身，回手把房门重新锁上。这时候他才在楼道里把书包背到肩上去。因为书包很沉，背上肩的时候动作幅度比较大，铅笔盒里的东西总是哗啦哗啦响得厉害，必须出了门再背，才不至于有响声吵醒熟睡的妈妈。
他走了，一个人上学去了，把长长的上午和寂静的空间全部留给舒一眉。他边走边想像她睡觉的样子：安静得像天使一样的脸，脸颊浮着浅浅的红晕，嘴唇微微地翕开，呼吸绵长如线，橙花的香气如轻雾在房间缭绕，袅袅不断。
他的心里有一点点快乐，有一点点遗憾，又有一点点怅惘。他的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为什么不像班上大部分同学的妈妈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踩着钟点准时来去呢？
傍晚，弟弟像一只在笼子里关了太久的小鸟儿一样，沿着长满梧桐树的街道往家里飞奔。他不知道这样迫不及待地奔回家中是为了什么。飞奔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要逃离陌生学校和陌生同学的，那样一种轻微的恐惧。
五月里，南京的梧桐树已经过了漫天飘絮的季节，树叶从巴掌大长到了碗口大，叶色浓绿，密密簇簇。麻雀和蝉停留在树上，只听到鸣叫，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有一些树枝生长过快，胳膊伸到了街道上空，拼命地要攀搭上对面的树枝亲热亲热似的。园林局的工程车就会开过来，车上架起金属的梯子，工人们高高地爬上去，举起电锯，呜呜地一阵响，玩儿魔术一样地，沉重的枝干慢腾腾地坠落，噗地一声掉落在工程车上，小小的扬起灰尘。街道的上空忽然地疏朗起来，差不多能够看见夕阳的点点橙红。
逢到这样的时候，一同放学的孩子们就会远远地站住，全神贯注地工人操作，看梧桐树枝如何被断臂斩腿。在学校里闷了一天了，最平常的事情在他们眼睛里都会变得新鲜有趣，会让他们心里快乐许久。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热闹，也不能留住弟弟的步伐。他最多停一分钟，把前前后后的情景看一个大概，拔腿又走。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牵引，使他的脚步不能在外面停留。
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一脚跨两个台阶，汗淋淋，气喘喘。抬手按响门铃，站着，等绿色的防盗门从里面打开。然后，舒一眉出现在弟弟的面前，点一点头，招呼他进来的意思。在弟弟进门换鞋的当儿，她已经自顾走开，去厨房做饭，或者去卧室里找什么东西。
弟弟并不计较她的冷淡。回到家了，他的心就安了，写作业也好，玩电脑也好，踏踏实实，尘埃落定。
其实，很长时间里，家中的一切跟学校一样令他陌生。舒一眉几乎很少跟他说话。弟弟来到南京的半个月中，母子两个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十句，平均一天不到两句。
比如舒一眉问他：“你吃饱了吗？”或者：“穿这件衣服会热吗？”
又比如她说：“有空你应该练练钢笔字帖。”
还有：“到睡觉的时间了。”
就是这些。简捷，明了，中性。
大部分的时间中，她神情恍惚，目光游移，好像脑子里思考着想不完的事情，有多到令她应付不过来的杂务。她穿着有凯蒂猫图案的软底拖鞋，白底带红玫瑰花的睡衣，头发用一只八爪鱼形状的镶钻发夹随便地夹着，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走来走去，碎发从耳朵两边披散下来，像她的眉眼一样沉默。有时候她想什么事情想得出神时，身子会软绵绵地撞上门框，再被门框软软地弹出半步。这时她就惊讶地站着，有一点不认识似的看着家里的门，又恼火，又无奈，那样一种样子。碰上偶尔有事情要跟弟弟交流，她会预先“嗯……”一声，好像还要再想一想，下面的话是不是非说不可。
她不太会做家务，所以晚餐一般都很简单。炖汤是她最拿手的菜肴，也只是限于排骨汤和蹄膀汤，它们轮流上桌，冒着肉类食品浓烈的肥香，不久就使弟弟视喝汤为畏途。一开始他能够喝一大碗，后来勉强同意喝一小碗，最后他闻到汤味就觉得很饱。经过弟弟小心翼翼的抗议，舒一眉同意不再炖肉汤，改做西红柿汤，青菜毛豆米汤，榨菜鸡蛋汤。舒一眉扎着下厨的围裙，把满满一碗清汤端上饭桌时，总不忘记皱着眉头抱怨一句话：“你真是个麻烦。”
你真是个麻烦。在弟弟听起来，虽然有一点点责怪，更多的却是开心，因为弟弟的挑食而令她丰富了食谱的那种开心。弟弟不知道舒一眉是不是果真这么想，可是他愿意她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了就说明她爱他，她心甘情愿为他麻烦。
晚饭吃完了之后，弟弟回到自己房间去写作业，舒一眉独自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新闻联播》或者《社会实录》，《焦点访谈》，《广角纪实》，什么什么的。舒一眉很怪，别的女人都爱看的那些节目，比如娱乐啊购物啊电视剧啊，她不怎么看。碰到那些画面出现，她就伸手在桌上的遥控器上一点，画面便轻轻地滑过去了，回到了严肃的社会新闻。弟弟尖起耳朵听客厅里的声音，在心里把她跟姑妈和婶婶作着比较，感觉他的妈妈确确实实是与众不同。
大约九点钟吧，舒一眉关了电视，走过来敲一敲弟弟的房门，提醒他是睡觉的时间了。弟弟走到卫生间洗涮时，舒一眉拎了包，穿衣服，换鞋，出门上班。
每天如此。如果她哪一天不舒服，鼻塞，嗓音嘶哑，她就打电话，对什么人请假。她头疼的时候不请假，鼻塞声哑时非请假不可，这也是件奇怪的事情。她上班时，手里拎着的那个包包很大，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东西，大部分是打印稿，还有一些划满了红杠杠的书，书页折着，随时可以翻到。
弟弟曾经想过，她会不会是出版社编辑呢？可是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编辑干吗要在晚上九点钟上班？
弟弟倾听舒一眉下楼的脚步声。听到差不多的当儿，他会飞奔到窗口，扒着窗台，伸头看舒一眉从楼门洞出来，骑上一辆女式自行车，迅速消失的身影。
他始终在等待，希望她有一天回过头来，朝楼上看一眼，留下一个笑容。如果她笑了，他心里会像糖块融化一样甜蜜。可是舒一眉总是骑上车就走，从来都没有回头。
有一天，他问他的外婆：“妈妈做什么工作啊？”
外婆低头从橱柜里拿油瓶，随口答了一句：“主持人。”
弟弟惊住了，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主持人啊！天哪天哪，主持人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职业啊，妈妈居然是一个主持人！
弟弟把眼睛眯缝起来，笑，还把衣袖塞到嘴巴里咬着，好像不咬住衣袖，笑声会飞出嘴巴，弄到不可收拾。
外婆正在厨房里炸辣椒，准备炒毛豆米豆腐干。隔三岔五地，外婆总要到舒一眉家里来帮帮忙，做上几个菜，再看看被套是不是该换了，牙膏洗衣粉是不是用完了。外婆是四川人，做菜喜欢放辣，她只要一来，满屋子都是油炸辣椒的呛味。舒一眉闻到辣椒味就要打喷嚏，咳嗽，皱眉。可是外婆不管，她照炸不误，坚持要在舒一眉和弟弟身上把四川人的嗜辣传统贯彻到底。
外婆一扭头，看见了弟弟脸上的惊诧和兴奋。她忽然又慌乱起来，一再地嘱咐他：“你不准说出去啊！千万千万不要说啊！”
弟弟奇怪地想，为什么不能够说？外婆谦虚吧？她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女儿太优秀，觉得一个人太优秀了就不应该对人炫耀啊？
“外婆！”弟弟忍着呛鼻的辣味，走到外婆的身边宣布：“我今天心里好高兴。”他又加了一句：“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妈妈会是主持人。”
外婆却一反常态地愁眉苦脸，两只手团住了围裙，用劲地擦着嘴巴，像是要把她说过的话坚决擦掉一样。
“你不要对别人说。”她几乎是哀求弟弟。
“为什么？主持人不好吗？”
“最好不要再告诉别的人。”外婆使用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弟弟想了想：“哦，我明白了，不能让别人太嫉妒。”
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没有能够维持三天，弟弟还是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同桌的“血爪”。
“血爪”当然不是真名，是绰号，有点儿恐怖的、听上去毛骨耸然的绰号。原因是张小晨有一个怪毛病，整日不停地啃指甲：上课的时候两只手轮换着啃；写作业的时候右手握着笔，单单啃左手；背课文的时候换成左手翻书页，右手腾出来接着啃。就连吃饭也停不下，咽一口饭菜，然后迅速地啃一口指甲，仿佛这是最香甜不过的下饭菜肴。
为这个毛病，他妈妈带他跑了不下十个医院，看过起码二十个医生。
“强迫症。”医生只要抓起张小晨的手，看一眼，马上就会下结论。“要制止他的这种强迫意识。”他们轻描淡写地说。
怎么制止？没有办法制止。没有药物能够治得好，张小晨的妈妈也不可能把他的双手绑起来不让他动。于是，十个指头就被他一天天啃食得皮肉翻飞，疤痕累累，谁见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这双手实实在在的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