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1.1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19.6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它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它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着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伯灌）、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①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他是水神，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车扁，颛顼之子。”这里“中车扁”，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显然指鲧。鲧，又作鲧，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理观念中，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确切地点不明，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歜、浊、淑、叔，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因此有学者认为，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古水名，在今四川省。那么，颛顼竟是巴蜀人，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说是“西南有巴国，大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人。”颛顼又号高阳，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太昊风姓，属东夷集团，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它史料相对照，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例如，有关颛顼的活动区，《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今属河南一带）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距今5000～3000年）的匆匆消失，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鱼妇，即鱼凫，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终于，在洪水（大水泉）爆发的岁月里，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蜀蚕、巴蛇等），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于是“颛顼死即复苏”，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号鱼妇，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能）即三足鳖，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灵）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再生，应即是禹，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三岁不腐，付之以吴刀，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灵）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亦证明鳖灵即禹，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即启。启改开，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