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下旬，麦子转眼便黄了。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天热，地热，风也热，一切都在这酷热中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田野里，许多原本绿色的植物，伴随着庄稼的成熟，在这个季节里变成了金黄或者火红的颜色，它们一个个浓妆艳抹，争相登场，赶着趟凑热闹。
变化最明显的是小麦。变成金黄色的，那是新品种小麦，学名叫陇春八号。这种小麦，虽然穗壳松，没有麦芒，容易落籽，但是籽粒饱满，产粉率高，是目前最优良的品种。金黄中透着曙红的，那是传统小麦，外号红秃头，学名叫红光一号。这种小麦穗壳紧，产粉率低，但面粉精到，抗旱性能强，易于旱作，也是当地种植最普遍的品种。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但在白光中还泛着一线紫光的，那是景阳六号甘麦。景阳六号甘麦所以能泛出白光来，那是因为它本身长有三四寸长的麦芒，麦芒枯干了，变成了根根银针，微风吹来，在无边的麦田中泛出一轮一轮的麦浪，长长的麦芒随着麦浪俯仰，阳光一照，闪射着粼粼银光，的确只能用蔚为壮观来形容！而它所散发着的紫红的光芒，却是由它的紫红的枝叶闪现出来的。景阳六号甘麦是一种抗旱性能好产籽率高的小麦，它枝干强壮高大，籽粒饱满狭长，产量较高，应该说是比较适合当地播种的小麦，但是它却不被庄稼人推崇，其原因就在这种小麦不易密植，且因为枝干高大，容易造成大面积倒伏，一旦碰到阴雨天气较多的年份，它不但不能让农民增收，反而会给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失，所以大家都不喜欢种植这种小麦。
除了小麦，其他植物也陆续开始转色。棉蓬草的枝叶由绿色变成了水红，水蓬草因为大量开花的缘故，成了一团团一簇簇浅绿中泛着银白的雪浪；苦豆草开出了清浅淡黄的棒槌状花朵，花朵遮住了苦豆草银灰的枝叶，装扮得田野成了花的海洋，使得本来单调枯燥的原野生动了许多。
“田黄一袋烟，收田如救火。”这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无论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六七八岁的孩童，人人都不能闲着。学校给学生们放了假，外出搞副业的副业队也回来了——为着辛苦了一年精心管理得来的庄稼能够颗粒归仓，庄稼汉们谁也不敢怠慢！
还按往年发现的好办法收割庄稼，按地头远近、庄稼好坏确定工分。地头远庄稼好的，一亩地给四十分工，庄稼长势一般的，记三十分工；地头近庄稼好的，一亩记三十分工，庄稼一般的，记二十五分工。仍然施行地块包干的办法，生产队根据地块的大小，庄稼的好赖，确定每一块地的工分，然后通过抓阄的办法确定收割这块地的农户。必须按时完成收割任务，收割得快的，还可以另包，收割得慢的，还可以给别人出让。谁干得多，谁挣到的工分就多，这叫做“多劳多得”。这是个很好的办法，自从实行了这办法，宋刘庄再也不为收庄稼的事情犯愁了。全队自行“分了家”，以各个家庭为单位，根据自家的劳力多少，承包一块麦田，全家人一起动员，没日没夜地抢收，尽可能多地收割庄稼，以便挣到更多的工分。
多数人家吃住在地里，为的是节省时间，更多地干活。他们在地头上用麦捆儿搭一个简易的凉棚儿，困了，热了，就在这个凉棚里歇息，等到能干活儿的时候，伸伸腿就到了地里。收割庄稼的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炎热的时候，气温最高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这时候，地面上的温度可以达到四十五六度。在这样的高温环境里，人们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劳动。人们便停止劳动，钻进这个简易的凉棚里乘凉歇息。
人们更喜欢在晚上干活，不仅天气凉爽，人也很有精神。这是收割庄稼的最好的时候，人们趁着夜风，在皎洁明亮的月色下，从从容容地收割着庄稼，丝毫不考虑太阳的酷热，也不考虑时间的流逝。这是非常自由的劳动方式，干多干少由自己定，干早干迟也由自己定，只要自己的体力能够跟得上，就是干一个通宵，也没有人干涉。
通夜割麦的人大有人在，他们通常都是一些体力旺盛的青年人。郭云、贾富仓、刘万左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浑身都是力气，干这样的活计，简直就像喝茶一样容易。他们收割一个通宵，能割倒一两亩麦子，一个晚上就能挣到五六十分工。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辛苦的季节，也是收获最好的季节，队里收获的是沉甸甸的庄稼，社员们收获的是成百上千的工分。社员们都很清楚，这是一年中挣工分最容易的时候，放过了这个季节，一年的收入就要大打折扣。要想在年终决算的时候分到更多地钱粮，就要在这个时候多挣工分，因此大家都非常努力，力争挣到更多的工分。
除了能够挣到更多的工分，在这个季节里，社员们还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收割小麦的时候，乘机在暗地里偷拿走新收的小麦——面对成片成片已经成熟了的新麦，这些饿得精瘦的庄稼汉们，没有几个人不会对散发着清香的庄稼不动心的！
成熟的小麦被一片一片地割倒了，偷盗新麦的行为在暗地里悄悄地进行着。偷盗的事情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方式也很不光明。各家的情况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基本的做法是：把割倒的麦子捆成麦捆儿，放在事先准备的苫布上，故意用手脚搓揉麦捆儿上的麦穗儿，使麦穗儿上的麦粒儿大量地掉下来，而麦捆儿上的麦子却似乎变化不大，于不知不觉中便偷走了麦子。捆五六个麦捆儿，能搓下一两碗麦籽儿来，搓下来了，就赶紧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口袋里。等装满了半口袋，也就是三二斗东西吧，便乘人不注意，悄悄弄到家里去。
收田的季节，是偷麦最严重的季节。偷得狠的，一晚上能偷走二三斗小麦，胆小怕事的，也能偷到五六升东西。也有偷麦穗儿的，一个麦捆儿上揪掉一把麦穗儿，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
偷盗的方法多种多样，让生产队防不胜防，一个收割期结束，有些人家能偷走一二石粮食。这二年，偷盗的事情越来越多，几乎没有人不是贼了，倒是不偷不拿规规矩矩做人的，反倒被认为是傻瓜。偷盗的风气越演越烈，队上的东西越来越难管理，虽然队长们狠下心来抓“贼”，但最终还是一个“贼”也没有抓到。怎么能够抓得到呢？如果人人都变成了“贼”，又能抓得住几个贼呢？
为了防止形成大规模的哄抢，队长们只好加强巡逻监护。巡逻队由民兵和知青们组成，三个人建一个组，全队一共建了四个巡逻组。四个巡逻组按次序值班，昼夜不停地看护着庄稼。在这严密地防护之下，偷盗的风气到底不能放荡恣肆。但是，明处不敢乱拿，暗地里还是在偷。有人振振有词地说：“这就是那上梁不正下梁歪！队长们能够在仓库里偷，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地里拿？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撑死，有的人却只能饿死？”
——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事情虽然小，对社会的发展无有大碍，但它却反映出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透过这一表面的现象，不难看到，社会健康的肌体，正在无声无息中被无情地被败坏，这些恶劣的风气，就像一场瘟疫，迅疾而又大面积地毒化着人们的心灵，吞噬着集体的成果，使得新近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使得新型国家体制的形象，受到了重大的创伤。可以形象一点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就像一条风雨中逆水行进的破船，不仅遭受到了风雨的侵袭，而且还遭受到道德沦丧的危害，它已经到了面临覆没的境地——物质的现实世界，在一天天地贫穷沙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一天天地贫穷沙化！
郭云把偷来的麦子倒进粮仓里，禁不住嘲笑起来：“这是在偷谁家的东西呢？这难道不是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拿来，却要这样鬼鬼祟祟地偷盗？”郭云在水缸里舀出一碗带着泥土腥味的凉水，屏住气一口喝下去这碗腥臊的凉水，心中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这样难为，还不如谁家的给了谁家，强似在暗地里鬼鬼祟祟地偷拿！”
一碗凉水下肚，郭云突然打了个寒战，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不是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这是要杀头的事情呀……”
郭云走出门来，坐在院落里的一张小板凳上，一边乘凉，一边抽烟歇气。这是月光最明亮的夜晚，深蓝的天空中星光寥落，那轮圆月无声地向前走着，一边走一边泼洒耀眼的明光。月色如银，映照得大地一片惨白。没有风，月夜中的村庄一片宁静，郭云坐在院落里抽烟歇气。
忽然，郭云看见一只黑灰的老鼠从屋里窜出来，贼头贼脑地躲闪着月光，慌忙窜过院场，一径往阴暗的地方钻去。看着这只匆匆逃走的老鼠，郭云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觉得自己也如这只老鼠一样，下作猥琐，令人生厌。
“怎样才能活得像个人一样呢？”郭云郁闷地想，“人活着，首先得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只有拥有了这些，人也许才能活得像个人。可是怎样才能拥有这些东西呢？认认真真地劳动，显然不是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办法，这么多年了，自己辛辛苦苦地劳动，可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摆脱不了贫困潦倒的下场！倒是投机倒把，搞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反而活得倒自在些。可是，这难道是我们的真正的生活出路么……”
郭云的情绪好不起来，面对这个迷乱的现实世界，他竟找不到生活下去的出路了。他又一次想到了当队长的事情。“只要当上了队长，我就有办法让大家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我不会只顾自己捞取好处，我会让大家富起来的……”
但是，这念头只在他的脑海中闪了一下，就被他抛到了脑后。现实生活无数次证实，愿望只是一种愿望，现实和愿望之间还存在着遥远的距离。要想把愿望变成现实，还需要一番艰苦的奋斗，绝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真要做起来，却不见得就如所想的那般容易。
“要想活出个人样来，还得另想办法，靠偷，那是改变不了生活的，就是真能改变得了，那也是叫人抬不起头来的。”
在这个月光如水的晴朗月夜里，郭云乘着夜的凉风，抽着他的旱烟，想着队里的事情，陷入了对未来前途的迷惘之中……
郭云在自己家的庭院里坐着抽了一阵旱烟，疲惫的身心恢复了精力，想着老婆还在地里拼命干活，便翻起身，收拾好屋门，到地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