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上，这时期的传奇作品也取得了新的进步。首先，它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了一些生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正反人物形象，如杜十娘、楚人夫妇、冯小青、顾思思、张灵、桂迁、贾似道等，而且都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手法上十分注意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在情节结构上也更为严整曲折。在表现形式上，已基本上抛弃了散漫拖沓的韵散相间的格局，代之而起的是朴素平实的散文形式，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传奇小说的历史终结为止。总之，明末清初传奇小说为《聊斋志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此外，明末清初传奇小说对白话小说和戏剧文学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夂见《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70页。版本同前。为拟话本和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人物形象。白话小说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桂员外穷途忏悔》，戏剧作品如《因缘梦》、《百宝箱》、《合香衫夂《疗妒羹》、《巧联缘》等等，都从这时期的传奇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第五节）《聊斋志异》
一、作者的生平和创作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生于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之家，父亲蒲盘只是个童生，因家贫而弃儒从商。蒲松龄从小热衷功名，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考了三个第一，名扬乡里，但乡试却屡试不中，到五十多岁还未考取功名。直到七十二岁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去世了。蒲松龄一生穷愁潦倒，在他三十一岁那年，曾应朋友孙蕙之请，到江苏省宝应县作了一年的幕僚，使他亲身体验到了官场的生活，次年便辞回乡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淄博和济南，“五十年以舌耕度日”，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家。
蒲松龄坎坷的一生和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可能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上至官僚缙绅、举子名士，下至农夫村妇、婢妾娼妓、赌徒恶棍、僧道术士等。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他写作《聊斋志异》无疑有重大的影响，而科场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更使他在思想上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政治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他慨然长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同时，蒲松龄生活上的困境使他和广大农民的命运有共同之处，因此农民的灾难和痛苦能激起他广泛的共鸣，他敢于把批判的笔触指向封建官吏：“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无风波。”（《官民谣》）“公庭亦有严明宰，短绠惟将曳饿人。”（《离乱》）他常“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这种憎恶社会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蒲松龄世界观中进步的一面。
由于阶级立场、封建思想与生活道路的影响，蒲松龄的思想中也有他的局限。如他同情人民疾苦，却反对农民革命；他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对最高统治者却存有幻想。此外，封建迷信的宿命论和因果报应思想，以及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多，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文、词、赋、戏曲、俚曲和一些杂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收集较为完备。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很可能也是他的作品。而《聊斋志异》则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大约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到四十岁左右完成，以后又几经修改、增补，可以说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聊斋志异》是在广泛采集民间传说、野史佚闻的基础上，又经过艺术加工再创造而成。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又说：“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说明作者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它抒发了作者的孤愤，寄托了作者对生活的理想。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觀）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近五百篇作品的《聊斋志异》，在体裁上并不一致。一类近于笔记小说，篇幅短小，记述简要；一类近似杂录，写作者亲身见闻的一些奇闻异事，具有素描、特写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则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鲁迅先生赞誉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指的就是这一类小说。
二、歌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作者出于对遭受封建礼教压迫的青年男女的同情，在作品中赞颂了青年男女对婚姻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首先，作者在作品中肯定了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情”的力量。封建礼教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而作者却有意识地把“情”作为“礼”的对立面来加以颂扬，把这种属于“人欲”的“情”，写成是争取婚姻幸福的巨大力量。它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可以不受生死荣辱的束缚，只要有这种至情，就能金石为开，就能冲决一切阻碍而获得婚姻幸福。比如，《连城》中的连城与乔生互相倾爱，两意缠绵，他们为了爱情，不惜割却心头肉，不惜以死来反抗封建恶势力的阻挠破坏，他们爱情的力量又可以战胜死神，死而复生，终于在人间获得美满的婚姻。《阿宝》中的孙子楚，为了获得富商女阿宝的爰情，先是仅为阿宝一句戏言而砍断自己的枝指，虽痛楚欲死也决不犹豫后悔。后又相思成疾，于奄奄一息之际，魂附鹦鹉，飞向阿宝身边，左右不离，终以痴情感动了原不属意于他的阿宝，并结为生死夫妻。《竹青》中的男子鱼容，与曾经患难相爱的神女竹青南北分离之后，每一思念竹青，只要披上竹青送给他的黑衣，就能举翅蓝天，飞越千山万水来到竹青身旁。这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描写，以丰富的想像、诗意的夸张，突出了情的巨大力量，充分肯定了情在男女婚姻中的合理性，批判和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
在颂扬爱情的巨大力量和它的合理性的同时，作者还从“人生所重者知己”的观点出发，强调了爱情应以双方的志趣相投、互相尊重、患难相扶为基础。如《瑞云》、《乔女》、《白秋练》、《连琐》、《晚霞》等，都表达了作者的这种进步的爱情观。瑞云身为名妓，不以贺生贫穷为念，两人心心相照，彼此倾慕，而当瑞云由美变丑，沦为贱奴时，贺生毫不改变初衷，坦然与她结为夫妇。乔女为报孟生知已之爱，以寡妇之身，不顾世俗非议，不避嫌疑，于孟生死后，尽心竭力为孟生抚养遗孤，对孟家财产一毫莫取。白秋练窃听慕生吟诵的诗篇后，摇情动性，想念至于废眠绝食，并通过母亲，主动向慕生求婚。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使他们获得理想的爱情。连琐和杨生都喜欢吟诗、下棋、弹琵琶，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吸引到一起，“剪烛西窗，如得良友”，并逐渐由友谊生发出爱情。晚霞和阿端之恋，也是以共同的志趣和各自娴熟的舞蹈艺术作为爱情的基础。这些痴情的青年男女，都把真挚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爱好和彼此敬慕、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并不惜为追求或维护这种爱情而拼死斗争。这是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它更多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理想，它与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爱情描写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在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许多聪明美丽、热情纯真、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的女子形象，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有着热烈的向往和追求。《婴宁》中的婴宁，天真浪漫，憨直坦率，无视“不苟言笑”的闺训，嗜花爱笑，不论是在家长或陌生男子面前，乃至在庄重的婚礼上，她也笑个不停。她虽娇憨天真，但在爱情问题上却是严肃认真的，当西邻子对她心怀不善时，她就给他以严厉的惩处。《小翠》中的小翠，憨跳贪玩，不顾长幼尊卑的名分，把丈夫的脸涂成花面，把球儿踢到公公的头上，甚至还把痴呆的丈夫打扮成皇帝模样。《狐谐》中的狐娘子，风趣诙谐，经常在男宾席上高谈雅谑，并善于在谈笑中揶揄那些心术不正的轻薄者。作者对这些女性天真纯洁、自由奔放性格的热情赞美，无疑是对束约妇女心性行为的封建礼教的鄙弃。
历来封建闺范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蒲松龄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笔下，出现了许多才华横溢、有胆有识的女性。这些女子，不仅在追求婚姻幸福的过程中大胆主动，在婚后也具有自立精神，而绝不成为夫权统治的奴隶。如《黄英》中的黄英，独自经家理业，使得家道兴旺，资财丰盈。《蕙芳》中的蕙芳，《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不仅在择婚过程中是主动的，婚后也不依赖于丈夫生活，倒是丈夫靠她们的同情帮助，才过上好日子。《颜氏》中的颜氏，有胆有识，满腹经纶，羞于见丈夫屡试不第，男装赴考，竟连连高中，官场十年，政绩卓著。《仇大娘》中的仇大娘，在家道败落、恶人相欺的逆境中，以惊人的谋略和魄力重振门户。她对外不怕豪强，遇事挺身而出；对内“养母教弟”，持家井然有序，处理问题又周到精细，通情达理。对这些有品德、有才能、有作为的女性，作者总是极力赞扬。这一切都说明了蒲松龄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婚姻观、妇女观是进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妇女的个性解放的要求。
蒲松龄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但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蒲松龄的思想不可能完全超越封建思想体系的范畴，这就决定了他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是不可能彻底的，他在婚姻观和妇女观上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他在部分作品中，肯定和美化了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比如《莲香》中的桑生与李氏、莲香；《陈云栖》中的真毓生与云栖、云眠；《小谢》中的陶望之与秋容、小谢，都是一夫二妻。作者对这种现象绘声绘色、津津乐道，甚至情不自禁地赞叹：“绝世佳人，求一而难得之，何遽得两哉？”（《小谢》）而对一夫多妻所造成的妻妾间的矛盾，作者十分强调做妾的要对正妻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在《妾击贼》中，他把一个武艺超群、才干非凡，而任从正妻打骂的女子作为正面典型而大加赞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次，在部分作品中，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婚姻现象，蒲松龄虽然看到了封建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万千不幸，但到底如何才能使他们解除痛苦和获得幸福，他有时又感到茫然，因此思想上常常会陷入婚姻命定的泥坑，从而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像《柳生》、《钟生》、《伍秋月》等作品都表露了作者这种落后的思想。第三，在少数作品中，作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封建的片面的贞操观点，如在《耿十八》中，作者主张无论怎样穷，寡妇都应守节；《金生色》中则写一个新寡的妇女因不贞而遭到可悲的下场；另外，在《土偶》中，作者则肯定了王氏在丈夫死后矢不复嫁的行动。当然这类作品为数较少，但毕竟反映了作者婚姻观中的消极面，这也是作者反封建不彻底的地方。
三、暴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蒲松龄一生失意于科场，本身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因此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有极其深刻的切身感受。在《聊斋志异》中，他以沉痛犀利的笔触，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剖析和对考试弊端的揭露，批判和暴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的罪恶。
首先，作者饱含感情塑造了一批有真才实学而屡试不中、“困于名场”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他们在沦落中挣扎的苦难生涯，揭示了科举制度压抑和摧残人才的本质。《叶生》中的叶生，《素秋》中的俞恂九，《褚生》中的褚生，《于去恶》中的方子晋，皆属于此类。他们贫而好学，才华出众，然而作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们科场失意的命运几乎是一致的。以叶生为例，他“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可连个秀才都未考中，屡试不中，困顿而死。死后，他托身鬼魂，把自己的学问转授给知己的后代，发愿要通过学生的中举，显露自己的才学，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褚生也是郁郁而终，他的才华只能在死后通过好友显灵，为之代笔的折光中得以显现。很显然，在这些落拓士子身上，饱含着作者对自己一生沦落的悲愤。
作者认为，科举制度之所以埋没人才，主要是由于考官营私舞弊、不学无术。《考弊司》、《阿宝》、《神女》、《素秋》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在《考弊司》中，作者把管辖秀才的考弊司隐喻为肮脏的妓院，司主名叫“虚肚鬼王”，秀才初见，必须割下髀肉一块，作为“例见钱”，这显然是用阴间的野蛮来嘲讽人间主考官的贪婪。而《贾奉雉》、《司文郎》、《于去恶》、《三生》等篇，则鞭挞了考官的不学无术，“黜佳才而进凡庸”。《贾奉雉》中“才名冠一时”的贾奉雉，屡试不第，后来听人劝告，将一些差劣之句连缀成章，以应试卷，竟得考官赏识，高中经魁。《司文郎》写一个瞎眼和尚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但考试结果正好与他所嗅相反。和尚闻知后，叹息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嘲讽尤为激烈。《三生》写数以千万计的落第士子在阴司聚众告状，要挖掉试官的双眼，表现了作者对有眼无珠的考官的深恶痛绝。
蒲松龄对那些利欲熏心、热衷功名、精神空虚的名利之徒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如《王子安》、《续黄粱》、《苗生》等篇。《王子安》写屡试不中的王子安，盼中举心切，一日醉梦中出现了报马临门的盛况，不仅连中进士，而且殿试翰林。他“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便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就要进行惩罚，醒来始知是受了狐狸的戏弄。《续黄粱》也是写曾孝廉在梦中作了宰相，便即刻倒行逆施，荒淫无度……醒来竟是南柯一梦。作者通过王子安、曾孝廉这类士子形象，深刻地批判了在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子的丑恶灵魂。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揭示了促成封建士子神魂颠倒、热衷功名的社会因素，即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恶浊的社会风气。《胡四娘》篇写胡四娘嫁给穷书生程孝思，程生应试不第，寄人篱下时，四娘备受家中姐妹的奚落和冷遇。而当程生一日“高捷南宫”，四娘顿时也身价百倍，“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中举前后两种完全相反的人情世态，形象地说明了科举制度是怎样毒化了社会风气。作者在另一篇小说《罗刹海市》中，把这种庸俗的世风斥为“花面逢迎，人情如鬼”，表示了作者对世态炎凉的极大愤慨。
四、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