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话本在情节安排上还十分讲究“巧合”，通过偶然性的巧合，来加强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当然这种巧合绝不是荒诞离奇，偶然性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作品中的“巧”，来源于生活，又经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因此它能反映生活的真实，体现客观的规律。如《错斩崔宁》，作者在情节安排中，处处抓住一个“错”字，在“错”的背后，又处处强调一个“巧”字。刘贵戏言，二姐出走是“巧”；二姐走后刘贵被杀，又是“巧”；二姐偶遇崔宁，结伴同行也是“巧”；而刘贵丢失的钱与崔宁身上的钱又同是十五贯，更是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于是这种种巧合，就直接导致了邻里的“错”和官府的“错”，以至于使他们被错判死刑。当然，这些偶然的巧合中，又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二姐对一句“典身”的玩笑信以为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买卖妻妾的现象，而“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社会舆论和封建官府的黑暗腐朽，草菅人命，又直接导致他们含冤被杀。正因为这种种巧合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所以才“巧”得可信，“巧”得动人，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
小说话本在语言上的重要特色，一是运用生动活泼的白话语言来叙事状物。这种白话语言和唐传奇所使用的那种典雅的文言大不相同，它是在民间口语、谚语和修辞技巧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文言的成分而提炼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无论叙事写景，抒情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都显得简洁明快，通俗生动。小说话本中许多优秀的篇章，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等，都成功地做到了用白话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并用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第二，小说话本的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碾玉观音》中王府失火后，秀秀与崔宁的一段对话：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釆：‘好对夫妻！’你怎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寥寥几句对话，就把秀秀大胆泼辣和崔宁随和懦怯而又谨慎细心的性格活脱脱地写出来了。类似的人物语言，在小说话本处处可见，这也是小说话本塑造人物形象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小说话本还大量运用了概括力极强的俗语、谚语。这些语言充满泥土气息，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例如，说人面临危机时是：“猪羊走人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说人脱离困境时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回。”说求人的难处是：“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还有“着意栽花花不发，等闲插柳柳成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这些带有特别规定性涵义的谚语，具有一针见血、言简意赅的作用，它既节省了文字，适合短篇小说短小精桿的要求，又能给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和生活经验的启示，这些语言长期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口头上，有的流传到今天也仍具有生命力。
五、开创中国小说的新纪元
宋元小说话本在小说史上的变革意义，首先表现在它第一次全面突破了以文言为主的小说用语的范畴，采用了为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接受的白话来进行写作，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知道，随着宋代工商业的逐渐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他们的文化程度、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都要求有适合于他们口味的文学。而从汉唐以来就已经流行的传统诗文，以其艰深高雅而使他们无法接受，即使是故事性较强又有一定趣味性的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也由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狭窄和语言上的障碍，不能充分地适应他们的需要，于是小说话本便应运而生了。小说话本起初是以口头创作的方式出现的，它尤其要求通俗性和故事性，以适应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情趣，这就使得话本的语言必须是当时通行的口语。从口头创作转为书面文学时，这种通俗的口语经过市民作家的加工改造，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它既保存了口头创作的灵活性、通俗性，又具有书面文学的精练性。这一变化，不仅使文学语言本身得到了丰富，而且艺术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从而使作品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的那样：“宋人的短篇话本，就其所传者观之，其运用国语文的技术，似已臻精美纯熟之境。他们捉住了当前的人物，当前的故事，当前的物态，而以恳恳切切的若对着面的亲谈的口气出之，那末样的穷形尽相，袅袅动听，间或寓以劝诫，杂以诙谐，至今似乎还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可爱。难怪当时这些说话人是如何的门庭若市了。”这说明，宋元小说话本语言的白话化，就使得这种文学样式有可能成为多数人民的共同财富，使人民有可能从小说作品中受到更多的鼓舞和教育。
（1）郑振铎：《宋元明小说的演进》，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当然，仅仅语言上突破是不够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宋元小说话本在题材内容上的更新，而这一点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小说话本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以前的小说，主要指魏晋小说和唐代传奇，基本上是反映当时社会中上层所发生的事，虽然一些优秀的作品，也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但作品的题材内容和审美情趣仍然停留在封建知识阶层的圈子里，与下层人民的需要有相当的距离。而小说话本则是在下层社会中产生，它不仅直接取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反映市民的情感和意识，而且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来反映的。从思想内容上看，小说话本的反封建意识更为强烈，市民作家们往往无视封建道德的威权，大胆地描写市民们的爱和恨，与他们的反抗和追求；从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看，小说话本完全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局限于社会中上层的框子，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下层市民的艺术形象，使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的形象第一次作为主角登上了小说作品的席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说话本的题材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有些则是取材于志怪小说或传奇作品，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素材就是取自《夷坚志》。但小说话本在处理旧题材时，却是从当代市民的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出发，对旧题材作了脱胎换骨的创造性的艺术改造，对人物性格也能做新的处理，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宋元小说话本对后世的长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从体制上看虽然更多地承袭了宋元讲史、说经话本的传统，但在人物形象的鲜明、细节描写的真实、情节结构的巧妙、语言风格的简洁明快和题材的多样化等方面，却更多受益于小说话本。从题材的角度看，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题材对明清人情小说、狱讼小说对公案侠义小说、英雄传奇故事对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神仙鬼怪故事对神魔小说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明清的短篇白话小说更是直接从小说话本发展而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又称“拟话本”，就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亲密的承继关系。可以说，宋元小说话本开辟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一条新路。甚至于在小说史上自成一系的明清文言小说，在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上也从小说话本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这恐怕也是明清文言小说能重放光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宋元小说话本也为同时代和后世的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宋元戏曲有《志诚主管鬼情集》、《洪和尚错下书》、《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曹伯明错勘赃》等。明清戏曲中取材小说话本的也很多，最著名的是清初戏曲家朱素臣采用《错斩崔宁》的情节，写成《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几百年来盛演不衰，至今仍被视为昆曲的保留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第三节）“三言”和“二拍”
一、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宋元小说话本在宋元至明代初期，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到了明中叶以后，在李贽等人的倡导下，一些进步的文人渐渐开始重视通俗文学，便有文人、书商对流传于民间的宋元小说话本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出版。现存的宋元话本的主要集子，如《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等，都出在这时期。同时，一些文人还开始模拟小说话本的体制进行创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话本，鲁迅先生称之为“拟话本”。“拟话本”的出现，使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三言”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1624年刊行）、《警世通言》〔1624年刊行八《醒世恒言》（1627年刊行）的总称，每集收短篇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多数是经过作者润色的宋元明话本和明代文人的拟话本，而作者自己创作的作品较少。“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1628年刊行八《二刻拍案惊奇》〔1632年刊行）。《初刻拍案惊奇》共四十卷四十个短篇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也是四十卷，但其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夙愿》与《初刻拍案惊奇》的卷二十三重复，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则系杂剧，故两集实有小说七十八篇。“二拍”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三言”、“二拍”今均存明刊本。《三言》、《二拍》的出现，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标志。
在白话短篇小说的整理、创作方面功绩最显著的是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长州（今江苏吴县）人。他少有才气，与哥哥梦桂、弟弟梦熊在当时文坛上同被誉为“吴下三冯”。青壮年时，多次应举赴考，但总不得志，同时，他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过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的生活。五十七岁时补了一名贡生，六十一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3）。六十五岁离任回苏州，卒年七十三岁。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的影响，反对伪道学，肯定“人欲”，尊重个性。在文学观上，他也接受李贽的观点，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识。首先，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1）。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题名，其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其明确的社会教育作用。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冯梦龙也有其新鲜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也就是说小说创作可以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应该有较多的艺术概括和虚构的自由。同时，他又指出小说创作应该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也就是小说的题材无论是真人真事，还是虚构，都要符合生活的情理。这也是他对艺术虚构的总体要求。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文学观。
冯梦龙毕生从事戏曲、民歌和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著作丰富，就目前较明确的就有五十多种，而且范围很广，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在小说方面，除“三言”外，还增补和改编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等。选编了以男女之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类略》。戏曲作品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还改编别人剧本八种，合称《墨憨斋新曲十种》。刊行的民歌集有《桂枝儿》、《山歌》二种，还编印有《笑府》、《古今谭概》等。在众多的著作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它不仅对小说话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
“三言”之后，模仿“三言”创作的拟话本集子相继问世，凌蒙初的“二拍”就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拟话本集子。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青壮年时期过着风流才士、浪荡文人的生活，五十五岁时出任上海县丞，六十三岁升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1644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进迫徐州，他抵抗不降，最后呕血而死。凌蒙初一生也十分爱好通俗文学，他的作品除“二拍”外，还著有杂剧《虬髯翁》，编有戏曲、散曲集《南音三籁》等，共约二十多种。“二拍”是凌蒙初最好的作品，主要是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创作而成，故事大都有来源，但在原书中仅是旧闻片断，而凌蒙初则对这些素材进行生发改造，写成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的故事。正如近人孙楷第先生所说的那样，凌氏的拟话本小说，“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造作”气冯梦龙与凌蒙初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文学观都受到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大致相同。他们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有着更多的精彩的描绘。其中有的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思想意识；有的颂扬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和人权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作品把批判的笔触指向腐朽黑暗的封建官府，揭露官僚地主的罪恶；有的作品则讴歌朋友间的信义任侠的精神，充满温馨的人情味。总之，“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渐趋没落、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萌生这一历史交叉点上的特殊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言”、“二拍”也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而“二拍”尤为突出。一些作品充满了陈腐的封建说教，如“三言”中的《陈多寿生死夫妻》、“二拍”中的《行孝子到底不简尸》等，突出地颂扬“孝子节妇”，用因果报应、宿命论的思想来遮掩封建礼教残酷的本质；有的作品专意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如“二拍”中的《乔兑换胡子宣淫》、《夺风情村妇捐躯》等，这类小说，虽对官僚地主、僧尼道士的糜烂堕落有所暴露，但由于作者在具体描写时，津津乐道于奸淫行为的描述，因此，它对读者也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还有个别作品，流露了作者仇恨农民起义的政治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二拍”中的《何道士因术成奸》，它把明代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唐赛儿丑化成淫乱不堪的妖妇，最后因奸被杀。上述这些都体现了“三言”、“二拍”思想内容方面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