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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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英雄传奇小说(4)

《水浒后传》紧接百回本《水浒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征方腊后,死伤过半,剩下李俊、阮小七、燕青等三十多人,分散各地,大多隐居不仕,想过太平日子。但是,蔡京、童贯等奸臣却不放过他们,务要斩尽杀绝。他们被迫重新集结,再度起义。阮小七等在登云山聚义,李应等在饮马川举兵,李俊等则以太湖为根据地,抗击恶霸巴山蛇,后与乐和、花逢春(花荣之子)一起飘然扬帆出海,占据金鳌岛,开辟水浒英雄的海外基地。由于金兵大举人侵,中原失守,徽、钦二宗当了俘虏。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阮小七、李应、燕青等水浒英雄和他们的后裔,肩负起打击金国人侵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双重任务。他们惩办了蔡京、高俅等奸臣,又探视当了俘虏的宋徽宗。在中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幸存的水浒英雄云集,撤离登云山,到海外与李俊会师。小说最后写水浒英雄会集海外,征服暹逻诸岛,李俊做了暹逻国王。他们解救了被金兵围困在牡蛎滩的宋高宗赵构,又派燕青等“护驾”到杭州,为宋朝“中兴”做出了贡献。全书以“中外一家、君臣同庆”的大团圆结局。

《后水浒传》四十五回,题“新镌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传”、“青莲室主人辑”。卷首有序,末署“彩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后附“素政堂”、“天花藏”印章各一方。存清乾隆素政堂刊本。“青莲室主人”不详,“彩虹桥上客”当即天花藏主人。“施耐庵”云云,当系伪托。此书可能写于清顺治或康熙初年。

《后水浒传》是用水浒续书的形式写杨么起义。它紧接百廿回本《水浒传》,描写南宋初年宋江托生为杨么,卢俊义托生为王摩重新起义的故事。这时金兵人寇,徽、钦二帝被虏,高宗偏安江南,杨么集何能(吴用转世)、马窿(李逵转世)、花茂(花荣转世)、贺云龙(公孙胜转世)等人分别在天雄山、焦山、白云山、峨嵋岭等地重举义旗,反抗官府压迫。他们惩办了蔡京、童贯、高俅等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等奸臣恶霸。杨么又亲到临安,劝高宗振兴朝政。在杨么领导下,各地英雄齐集,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屡次打败“进剿”的官军,声威大振。朝廷震惊,派岳飞率军镇压。杨幺等战败从地道遁去,直往龙虎山,重归伏魔殿石窟,天罡地煞相逢于穴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结水游传》(《荡寇志》)七十回,另附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0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一生没有正式任官,但在青壮年时代先跟随其父镇压广东珠崖城的黎族起义,后又随父在桂阳镇压了梁得宽为首的农民起义,又参加“围剿”赵金龙为首的瑶族人民起义。这些“征剿”农民起义的活动,为他创作《荡寇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荡寇志》草创于道光六年0826),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化?),前后三易其稿,历时二十二年。但俞万春“未遑修饰而殁”,又经其子龙光代为“修润”,于道光二十九年刻板问世。

《荡寇志》紧接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叙述宋江等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又发展至几十万人,力量不断壮大。提辖陈希真因好道教修炼,“绝意功名”,抱病在家。他的独生女陈丽卿容貌美丽,武艺绝伦,被高衙内看中,要娶其为妻。陈希真父女严惩了高衙内,寓家逃走,“权作绿林豪客”,创猿臂寨,与梁山泊对立。他们跟云天彪、徐槐率领的官军合作,同心协力,“围剿”梁山泊,结果把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尽数擒拿,诛尽杀光”,把他们的灵魂也永远镇压在石碣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除以上三部《水浒传》续书外,还有193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一百廿回,前七十回是金批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起紧接卢俊义惊梦,从石碣天文顺叙而下,写宋江出奇破敌,官军大败,梁山泊庆功大宴,忽然霹雳一声,雷轰石碣,结束全书。《古本水浒传》表现农民义军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业绩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所谓“施耐庵古本”显系伪托,所以实际上只是一部水浒续书。续书时间不但在金圣叹之后,也当在《荡寇志》之后,因为它不仅前七十回用了金批本《水浒传》,而且从七十一回续起的办法也显然是从《荡寇志》学来的。我们甚至怀疑它是在民国以后续作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有一股续写《水浒传》的热潮,出现了程善之的《残水浒》、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张青山的《水浒拾遗》、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谷斯范的《新水浒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等等。不同之处不过在于他们标明是“新作”、“续作”,而梅氏却伪托为“古本”而已。

二、各抒胸臆,续咸新篇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不是为牟利而粗制滥造的作品,都不是抄袭前传、模仿原著的平庸之作,它们都是饱含着作者的感情,经过长期酝酿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正是《水浒传》续书较之那些千篇一律的公案、侠义小说的续书高出一筹的根本原因。

三部续书都不满意《水浒传》宋江受招安、被奸臣所害的结局,围绕着梁山泊英雄的结局各抒胸臆,续成新篇,体现了作者各不相同,乃至完全对立的思想情感,表现了大相径庭的水浒观。因而,三部续书是研究《水浒传》研究史和明清时代文化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下面我们分别剖析一下各书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水浒后传》。《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是明代遗民,面对山河破碎、舆图变色的现实,“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气他明确宣布“《后传》为泄愤之书”(2)。他要泄什么愤?就是亡国之痛。

《水浒后传》全书弥漫着亡国悲痛的气氛。当柴进、燕青立马吴山,看到杭州秀丽河山时,感叹地说:“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如今看起来,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对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在这里,不是寄托了作者深沉的亡国之痛吗?《水浒后传》里的忠君思想是引起人们非议之处。其实,作者的忠君是有两重性的,作者对现实中的宋徽宗、宋高宗是把他们作为亡国之君来批判的。他说:“那道君皇帝闻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康王新立,尽有中兴之望,不料原用汪伯彦、黄潜善一班奸佞之臣,以致宗留守气愤而亡,李纲、张所贬责不用,眼见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无路可归了”!但是,当作者把宋徽宗、宋高宗作为国家的代表时,却怀着同情和崇敬之心,写李俊在海外建国还要“原奉宋朝正朔,一切文移俱用绍兴年号”,燕青等去金营探视宋徽宗,李俊在牡蛎滩“救驾”,这并非作者要人们忠于宋徽宗这些昏君,而是表现作者怀念旧朝的遗民心情,寄托作者爱国之心。

《水浒后传》继承了前传“奸臣误国”的观点,并注入新的内容。蔡京、高俅等奸臣不仅误国而且卖国,他们不仅是迫害百姓,把人民“逼上梁山”的罪魁,而且是使国家沦亡,葬送大好河山的祸首。李应、樊瑞斥责蔡京等人说:“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兄弟弄得四星五散,你只看那锦绣般江山,都被他弄坏,遍山豺狼,满地尸骸,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成了什么世界!”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奸臣是国家沦亡的千古罪人。作者不仅充分揭露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而且着重揭示他们卖国求荣的卑劣灵魂。王黼对杨戬、梁师成说:“实不瞒二位先生,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罕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安知我二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深刻揭露了王黼一伙奸臣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

《水浒后传》充分肯定了前传水浒英雄斗争的正义性,在新的形势下,又让他们肩负起打击恶霸奸臣和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双重任务。作者在“三军恸哭王业销,万事忽然如解瓦”的形势下,把希望寄托在草莽英雄身上,“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1)。作者描写梁山英雄和他们的后代为抗击金兵人侵浴血奋战。二十四回描写燕青深入敌营,向当了阶下囚的宋徽宗献青果、黄柑,取苦尽甘来之意。宋徽宗悔悟道:“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宋高宗被金兵赶下海,包围在牡蛎滩,只有李俊等人赶来“救驾”,才得脱险。这象征着真正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只有这些草泽英雄。《水浒后传》不满意前传宋江等人被奸臣杀害的结局,所以李俊等人在海外建国,作为抗金复国的基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书里描写的李俊海外基地的地理位置来看,与古代暹逻国(今泰国)的方位不合,倒像是在闽浙附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写李俊海外建国,虽然是受唐传奇《虬髯客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借此寄托作者对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斗争的期望,表现了强烈的抗清复明的斗争精神。

其次,我们再来看《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用“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先验循环论,把宋江起义与杨么起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揭开这层历史唯心论的面纱,就可以看到《后水浒传》包含着体现历史本质的合理的内核。作者继续展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客观现实,热情歌颂农民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报仇雪恨的坚强决心。

《后水浒传》对前传结局不满,对宋江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廿七回众好汉大闹开封府,救出杨幺,王摩问杨么:“方才哥哥说出梁山泊好汉劫救宋江。只这宋江,哥哥可学他么?”杨幺回答:“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兄弟,便可学得;宋江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王摩听得大快,说道:“俺王摩向来笑宋江没用……他们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谋死……你若学了宋江,将你做了寨主,岂不是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岂不又是一场笑话?故此急要问你。你今主意与王摩一样心肠,心同貌同,必能与众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业。”

杨幺像许多农民义军领袖一样,不能彻底否定封建制度,他仍然存在着忠君思想,特别在金兵人侵时,把希望寄托在宋高宗的“中兴”上。杨幺认为南渡的宋高宗“外有谋臣良将,内有忠良,不复徽、钦之昏暗。若不昏暗,必尽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但是,他前往建康,目睹赵构无恢复之心,沉湎于酒色之中,“知其无能为矣”。于是潜人宫中直谏君非,劝他“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恢复宋室”。同时提出了有条件投降的主张,“今奸佞满庭,此身未敢轻许,陛下若能诛秦桧等,么必愿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杨幺者,亦愿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但是,杨幺的愿望没有实现,朝廷奸佞未除,杨么却因王佐的叛变而失败,重演了起义被镇压的悲剧。不过,这种历史的重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告诉人们,农民起义除了因投降而被镇压外,内部出现奸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也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另一种历史教训。

《后水浒传》是在金兵南侵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作者虽然没有写杨幺义军直接与金兵作战,但是,作者着重批判了秦桧、黄潜善两个卖国贼;揭露了由蔡京、童贯、高俅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与金人勾结,出卖国家的罪行;歌颂了杨幺等与奸臣卖国贼的斗争。

在金兵入侵的形势下,作者一方面不敢对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不敬,所以写杨么对岳飞的崇敬,表示愿向岳飞投降;另一方面,又避免写岳飞对杨幺义军的镇压;避免出现“水擒杨么”的悲惨局面,而是让杨么等从轩辕井逃走,天罡地煞化成黑气,“不复出矣”。这样既保护岳飞的英名,避免成为镇压杨么这些英雄豪杰的刽子手,又可使杨么等人免去被擒捉杀戮的悲惨结局,作者的处理是煞费苦心的。

最后我们再分析《荡寇志》一书。

《荡寇志》(《结水浒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自觉的反动小说之一。作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以他反动的政治敏锐性觉察到《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巨大鼓舞作用,因此他写出这部《荡寇志》,配合满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对人民进行“攻心战”。“盖以尊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蒙混,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矣。”(1)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作者编造出蔡京、童贯、高侏等奸臣与宋江义军互相勾结的故事,妄图把人民对贪官污吏、恶霸奸臣的仇恨,转移到梁山义军身上去。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他树立陈希真父女为榜样,即无论受到如何深重的压迫也都不能反抗朝廷,而要积极去镇压农民义军,以此来换取朝廷的信任与赏识。就像徐虎林教训卢俊义时所说的:“即使偶有微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人穷谷,敛迹埋名,何敢晡聚匪徒?”作者借仙人之口斥责宋江:“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赏黜陟,天子之职也;弹劾奏闻,台臣之职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义士现居何职,乃思越俎而谋?”这就是要求人民,不管贪官污吏、恶霸奸臣如何横行,都只能俯首帖耳,听任宰割,而不能“越俎而谋”,起来除奸戮佞。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对水浒英雄竭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说他们奸诈强横,残害百姓;说他们勾结奸臣,搅乱朝纲。还编造出王进把林冲骂倒,群众咒骂宋江等情节,把水浒英雄写成十恶不赦的“强盗”,要把他们“千刀万剐,方泄吾恨”,表现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

《荡寇志》也对《水浒传》的结局不满,认为梁山泊受招安,建功立业这样的结局是歌颂了“强盗”。因此,作者就要写水浒英雄被斩尽杀绝,以此来表示对朝廷招安义军的抗议,以此来警告人们不能再走梁山义军的道路。

《荡寇志》极为鲜明的反动性又是披着华丽的艺术外衣出现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像《荡寇志》一样反动的作品可以找到,但像它这样极其反动又颇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找不出第二部的。《荡寇志》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理想、最难得的反面教材。

三、打破窠臼,别开生面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能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展开一个艺术的新天地,而不是模仿前传的狗尾续貂之作。

在三部续书中,《水浒后传》艺术上最为成功。它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较髙成就,正如作者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所说:“《后传》有难于《前传》处。《前传》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词,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物,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换句话说,就是《水浒后传》在人物描写上和《水浒传》相比,在两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对前传人物性格既有衔接又有发展,如乐和、燕青,阮小七、李俊等人物既保留了前传人物的性格,又在新条件下写得更丰富多彩;二是将前传的次要人物乐和、燕青、李俊等,在他们重新开创水浒基业的故事中,写得栩栩如生,分外增色,成为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另外《水浒后传》还增写了两类人物,一是补充前传没有交代的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如王进、栾廷玉、扈成等,根据前传描写,“自是前传山泊中一色人物”气按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将他们补写成《后传》里的英雄,加入了水浒英雄的行列;二是写梁山泊英雄的后代如花逢春、呼延钰、徐晟、宋安平等继承父志,成了《后传》中的小英雄。将这两类人物补充写进《后传》,壮大李俊为首的英雄集体,是非常自然贴切的,但可惜性格都不够鲜明。

《水浒后传》在艺术结构上,克服前传的不够统一的缺点,布局更为匀称、紧凑,全书前后呼应成为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