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济聪明伶俐，不但会双陆象棋，拆牌道字，诗词歌赋，而且精明能干，办事勤快，也是经商的一把好手。这是陈经济与一般作品中败家的纨绔子弟不同的特点。但是，好色淫荡的性格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刚到西门庆家时，还只是偷香窃玉，与潘金莲暗中勾搭，还装出一副老实勤快的样子，博得西门庆的信任，临终前把家业托付给他。但是，西门庆死后，他就肆无忌惮地与潘金莲、庞春梅通奸，公开侮辱吴月娘，以至被吴月娘赶出家门。陈经济替西门庆经营家产，落魄时又得到父亲的朋友王杏阉的接济；后来又绝处逢生，遇到了当了守备夫人的庞春梅。在人生的浮沉中，有这样三次机会，凭着他的精明能干，本可大显身手，成为另一个西门庆。可是他和西门庆不同，西门庆在色与财之间，首先是财，所以能够暴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商人的精明和魄力。而陈经济却根本不顾经济效果，把做生意的本钱都拿来吃喝嫖赌，结果一败涂地，成了典型的败家子。在晚明社会特定的环境下，商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预示着中国的商人阶层不可能朝气蓬勃地去开拓事业，成为上升的阶级，而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也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而没落。作者用讽刺嘲弄的笔法刻画陈经济的形象，较之过去作品中的败家子形象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人物外，《金瓶梅》还写了上自宰相、官吏，下至地痞、妓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还写出了官场社会尤其是市井社会的诸色人等。
作品全面地描写了晚明社会的官僚政治、讼狱制度、商业活动、文化娱乐、风俗习惯，描绘出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习画。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表现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1）
作者极其敏锐地觉察到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给晚明社会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感受到在金钱力量的冲击下，旧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正在逐渐演变和瓦解。但是，作者并不理解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不可能更多地更积极地去反映商人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而是惊呼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把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归之于人性恶，特别是色欲，所以《金瓶梅》作者的主观意图就是要戒淫欲。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经济这几个主要人物最后都得报应，死于淫。作者用色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解释人世的变迁、世态的炎凉。作品的客观意义大大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思想。我们既要承认作品所反映的市井社会，具有新的特点，《金瓶梅》是第一部以市井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反映社会现实时，也具有某些市民阶层的心态。但是，又要认识到作者的立场仍是保守的，他对这一切变化是抱着暴露批判态度的，他并不具有当时先进思想家如李贽等人的思想。《金瓶梅》的作者是个敏锐的作家，但不是哲学家、政治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的。
三、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金瓶梅》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里程碑，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逐步摆脱说唱艺术的影响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轨迹，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从历史到现实生活。
《金瓶梅》是长篇白话小说中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题材方面的重大变化。
第一、从取材于历史转为取材于现实生活。《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和神话故事，而《金瓶梅》虽然还假托往事，但实际上主要是写现实生活，是中国长篇小说题材转变的标志，它还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影子，但其主体结构已转到现实生活方面来了，这就为长篇小说的题材开辟了新的领域。
第二、题材的变化带来艺术表现方法的巨大变化。在《金瓶梅》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着重写朝代兴衰、英雄争霸、神魔变幻，而《金瓶梅》却取材于一个家庭的兴衰，描写卑微不足道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过去是以大见大，通过军国大事、帝王将相来写朝廷的兴废、历史的盛衰；现在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荣枯，一个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过去是站在高山之巅看大海的汹涌澎湃，现在是从一滴海水看大海的朝夕变化，万千气象。这就使作品与现实生活、与普通老百姓的心理更加贴近了，现实感和时代感更加鲜明了，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和深人发展。
第三、由于题材的变化，作品的立意也有很大变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关注国家的兴亡，着重总结历史经验，表现政治和道德理想，注视那些掌握百姓命运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升沉荣辱；而人情小说则关注人生的悲欢、世态的炎凉，着重探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思索人生的哲理，更多的关怀着普通人的命运。
第四、由于题材的变化，作品改变过去用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传奇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方法，对日常生活场景作细腻的描写，用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性格。当然《金瓶梅》尚处在转变之中，因此，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写提炼不够，流于琐碎、繁杂。
《金瓶梅》开辟了人情小说的创作道路之后，我国古代小说中人情小说成为主潮，产生了数以百计的作品，产生了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同时，在它之后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公案等类小说无不受其影响，表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
1.从理想主义到暴露文学。
《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在批判社会黑暗现实一的同时，着力表现美好的理想与愿望，歌颂明君贤相、忠臣义士、英雄豪杰，表现了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金瓶梅》却是彻底的暴露文学，它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家庭为中心，写出官场社会的黑暗和市井社会的糜烂，极写“世情之恶”，精确地描绘出那鬼蜮世界，几乎见不到一点亮光和希望。作品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正如张竹坡所说：“西门是混账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经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个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之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这样如实地彻底地暴露社会的黑暗，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儒林外史》和晚清谴责小说有着明显的影响。
为了适应暴露文学的需要，《金瓶梅》采用讽刺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性质。它常用白描手法，如实地把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不动声色地描写出来，达到“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效果。《金瓶梅》里写了个道貌岸然、而人品极坏的韩道国，他竟然为了钱，让妻子跟西门庆通奸的事也干得出来，可是又偏偏爱吹牛，如写他吹牛一段：“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庆大官人处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正当他扬扬得意之时，有个谢（揭）汝谎，当场刺了他一下：“闻老兄在他门下，只做线铺生意？”可是韩道国并不因此而收敛，牛皮反而吹得更大了：“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而已，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人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之，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正说得热闹，忽见一人慌慌张张来报告他的老婆与弟弟通奸被捉了去，韩道国慌了手脚，尴尬不堪。读了这一段描写，人们便不难看到这种讽刺手法在《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创作中的影响了。
《金瓶梅》是以生活丑作为作品的题材，作者对丑恶的现实怀着强烈憎恨的感情，因此，从总体上说，做到化丑为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美”气但是，无可否认，作品是有重大缺陷的。这表现在：第一，作者对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憎恨，看到了“人性恶”，但思想是保守的，他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是站在王学左派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他没有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瓦解封建制度的力量；没有看到市民阶层代表着前进的力量，要挽救社会危机希望正在他们身上；只看到商品经济带来的道德的沦丧，只看到一片黑暗，给人窒息的感受。第二，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在描写“丑”时，分寸掌握得不好，尤其是对淫乱生活的描写，更暴露了它的弱点。
《金瓶梅》中关于性关系的猥亵的描写，首先应该承认是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正如鲁迅所说：“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但是，不能因此为它辩解，甚至把它与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其次，作品中对性生活和性行为的描写不是为了表现男女之间真挚的情感，互相爱悦和尊重，而是表现对女性的占有与虐待；不是为了表现爱情的美好而是展览丑恶，表现兽欲，作者不时流露出艳羡之情，暴露了作者庸俗低级的一面。第三，从艺术美学来看，作者不懂得艺术辩证法，没有认识到生活化为艺术，是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搬，必须发生变异，“没有认识到变形和变质在这方面的伟大作用，不懂得在情感与情欲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错位”，“二者错位的程度越大，审美的价值越高”。
3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
《金瓶梅》以前的小说，所写的人物大多是杰出人物，他们的性格或大善或大恶，属于类型化的典型。而《金瓶梅》则写普通人物，改变了人物的单色调，呈现出“杂色”，出现了“美丑并举”的二元组合，“已经明显地表现出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转变轨迹”。
上面谈到西门庆、李瓶儿等人物时巳经谈到这一点了，在这里，我们再从宋蕙莲这个形象来看《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特色。
宋蕙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最初卖给人家当婢女，后来嫁给厨子蒋聪，又与西门庆的家人来旺勾搭上了。蒋聪与人斗殴被杀，她就嫁给了来旺。她俏丽聪明，但生性轻佻，自然很快就被西门庆勾引上了。她不以为耻，反而扬扬得意，用西门庆给的衣服打扮得妖妖艳艳；用西门庆给的钱买零食，还分给别人吃。她把自己放在主子与奴才之间，指手画脚，指挥别的奴仆干活；她混在西门庆妻妾群中，和她们一起荡秋千，在他们打牌时在旁边插嘴；她与陈经济打情卖俏。但是，这个淫荡无耻的女人，却又有着仁爱之心，当西门庆受潘金莲挑拨、陷害来旺时，她多次向西门庆求情，西门庆也答应她会放出来。当她发现自己被欺骗和出卖时，她痛骂西门庆：“爹，我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什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你成日间哄着我，今日也说放出来，明日也说放出来。只当好端端的放出来，你如今要递解他，也要和我说声儿；暗暗不透风，就解发远远地去了，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把圈套儿做给我，你还瞒着我。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什么？”从此她拒绝与西门庆来往，把他送来的饭也给摔掉了，最后自缢而死。
作者在写出这样一个淫荡、下贱女人的同时，又写出她对丈夫的仁爱之心、怜惜之情。她被欺骗之后的觉醒与抗争，可以说这个形象已经不是过去小说中那种性格表层的不同特点；不是一个性格的不同侧面，而是性格内部的深层结构中，即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复杂感情。
《金瓶梅》用生活场景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神态；通过别人的议论介绍人物特征；透过室内陈设来衬托人物性格；用谶语隐括人物行径，暗示人物结局；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等等，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积累了艺术经验，为《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金瓶梅》在人物塑造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的人物相当一部分还是类型化的，不过不是善的化身，不是英雄豪杰，而是恶的化身，是淫妇恶棍；虽然全书出现了800个人物（其中有姓名的约为477人）0但真正达到性格化的典型人物不足十人。所以，它与《红楼梦》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到了《红楼梦》，中国古代小说才进人自觉的时代，才在一部作品中出现了性格丰富的优秀形象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审美价值层次的时代。
4从线性结构到网状结构。
《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都是从“说话”演变来的，受说话艺术的影响，重故事性，是一个个故事联结起来的，可以说是短篇加短篇的结构，是线性结构。而到了《金瓶梅》，虽然仍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但它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成网状结构。它的特点不在于情节的曲折离奇，环环相扣，而在于严密细致，自然展开。
《金瓶梅》全书围绕西门庆家庭的盛衰史展开，前八十回以西门庆为中心反映官场社会的黑暗，以潘金莲为中心反映家庭内部的纠葛；后二十回以庞春梅、陈经济为中心，写西门庆家庭的衰败，交代全书主要人物的结局。全书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像生活本身那样繁复，千头万绪，各种生活情节和场面纷至沓来，大小事件接连而起。但作者把它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互为因果的生活之网，使全书结构严密细致，浑然一体。许多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西门庆兴衰史中的一个环节，互相烘托，互相制约。它写一个故事，有多方面的作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丨在故事发展中逐渐显现出它的作用，用某件事来连结故事或转换情节。如潘金莲丢了一只绣花鞋，围绕找鞋、拾鞋、送鞋、剁鞋等情节，把陈经济调戏潘金莲、西门庆怒打铁棍儿、以及秋菊被罚、来昭被撵等生活场面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