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生活而又有梦幻之感”、人世与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其实，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不真正看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在之世界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写出人世的沉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沉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三、艺术的二重组合
《红楼梦》这座艺术高峰，当我们走近它时，顿生“曲径通幽处”的向往；当我们抬头仰望时，又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怅惘；而当我们把它推到一定的距离外进行观照时，又会发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赞美。这，不能不归功于艺术之二重组合，即写实与诗化两极的充分发挥及完美融合。
“实录”，原是中国历史著作的写作精神，但是，由于早期文史界限不清，许多文人都把文学与历史相混淆，往往把历史著作当作文学来看，并且学习史书的实录方法来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实录”的原则便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古代写实文学的一种创作原则。然而，真正认识并实践这个创作原则的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明确地宣布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就是“实录”。他首先指责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所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里，曹雪芹所讲的“实录”，显然不是史学之“实录”，而是文学之实录，是艺术之真实。
取材，来自作家“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的“离合悲欢”及其家族的“兴衰际遇”。从写神鬼怪异到写英雄传奇最后到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共同规律。虽然今天看来是必然的发展，但在小说发展史上，每一次转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中国，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史英雄传奇式的小说，并没有一下子转到《红楼梦》，其间还经历了《金瓶梅》等小说这许多座桥梁，到了曹雪芹，小说才真正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文学就是人学”这几个大字。
首先，没有一点因袭、模仿的痕迹，既不是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尤其写的是“半世亲睹亲闻”的人物，是他自己“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是“字字看来皆是血”、“一把辛酸泪”，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的。唯见之真才知之深，这就是此书何以能突破旧小说传统的主要原因。
其次，《红楼梦》对于现实生活的描绘，经过了严格的艺术提炼，因此，它与《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恰同泾渭：它写了日常生活的“家务事”、“儿女情”，可是他却能汰尽浊臭、庸俗的杂质，而充分显示出隐藏在生活中的优美的诗意；它写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也写了菁通人的高贵品格和理想追求，它在对社会丑恶现象作淋漓尽致的揭露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规律和生活的真理。
小说题材这一重大更新，必然给小说带来相应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是真实性的增强，而这真实性的增强突出表现在描写真实的人方面。以前的小说大多把人写成某种道德、某种性格、某种情欲的化身，直到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还是“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以致写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写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即使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王冕、杜少卿等，性格也比较单纯，不过是狂傲清高、“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侍候人的颜色”这样一种品格的化身。《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可以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因为它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
第一，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即性格的外部对照。《红楼梦》中的形象体系，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复杂庞大的系统，这个大系统中各种人物的排列组合，又形成几个对照性质的子系统；十二钗正册中的人物性格为一系统，副册与又副册中的性格又是另外的系统。每一个对照系统又有若干对照层次，每个层次的性格又形成对照，从而形成一个不可重复的、立体交叉的多层次结构。为组成这样一个结构，作者往往采取两种写法。一是突出性格的主要特征，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林黛玉由于对生活保持着清醒而产生的超负荷的悲哀，特征非常鲜明突出，以致成为一种“共名”。但这不是类型化的典型，不是某种道德品质的化身，而是“渗透于思维和感觉、意志和情感、记忆和向往、语言和行动各个方面的个人特点”（2）。“爱博而心劳”的贾宝玉，他的思维和感觉是那样的敏锐和细腻，他的意志和情感是那样的坚韧和丰富，他的记忆和向往是那样的执著，他的语言和行为又是那样的乖僻，难怪使脂砚斋叹为观止。他说：“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这种独特性就是贾宝玉这个形象具有永久艺术魅力之奥秘。
曹雪芹描写人物性格独特性的另一方法，是由性格的多方面特点在均衡发展中的对照描写。他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是一种令人腻烦的奴才习性。另外，同是豪爽，尤三姐与史湘云不同；同是孤标傲世，林黛玉与妙玉不同：一个“洁来还洁去”，一个“云空未必空”。就像自然界没有任何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红楼梦》中也没有任何两个性格完全相同的人物。
第二，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即表层性格的二重组合。托尔斯泰曾用河水的宽窄、急缓、清浊、冷暖变化多态来比喻人的性格，认为“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气那么，要写真实的人，那他就不是魔，也不是神，不是纯粹的坏蛋，也不是超绝的英雄，而是具备人性中两种相反的东西，即人性的优点与人性的缺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美丑并举”、“美丑泯绝”的描写，是中国古代文学描写人物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组合的伟大开端。
“美丑并举”，有如凤姐。她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干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一根梁柱；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又实在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一只大蛀虫。治家与败家，顶梁柱与大蛀虫，构成，凤姐性格中的一对矛盾。另外，她一方面要尽情享受尘世的快活，常常为了金钱、权势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另一方面，她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不仅使人觉得可憎可惧、有时却也可亲可敬的痛快人物。野鹤曾在《读红楼梦劄记》中发过这样的感想：“吾读《红楼梦》第一爱看凤姐儿。人畏其险，我赏其辣，人畏其荡，我赏其骚。读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这就是真实的人物性格唤起读者的审美效应。
“美丑泯绝”，有如宝、黛。宝玉在“痴”“呆”可笑中表现了他的可爱；黛玉在尖酸刻薄中表现了她的一往情深。脂砚斋曾对宝玉评道：“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皆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正邪二气”、美丑两极互相渗透以致达到“美丑泯绝”的性格自然境界。我们虽然说不出其美丑之界限，却能感受到其真实的生命。
第三，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1930年麦仲华在《小说丛话》中曾引西洋小说理论来批评中国小说：“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威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可谓知言，持此以料拣中国小说，则惟《红楼梦》得其一二耳，余皆不足语于是也。”虽然我们的批评不能硬套西洋理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内在描写对小说创作、尤其是写实小说创作的重要作用。而《红楼梦》恰恰在内在描写方面比中国古代其他小说要深刻得多。
首先，《红楼梦》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封建淑女的形象，这是她的真实的文化欲求，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她无可奈何地任凭自然天性开拓爱的疆土，而另一方面则自觉地用理性原则掩埋着爱的心迹；她要爱，但对这种爱的代价感到恐惧；她心中有一种力量要掩埋爱、推开爱，而另一种力量又使她时时流露爱、关心爱。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爱与不敢爱，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奔涌、碰撞，使读者从中更深地发现自己心灵深处那些真实的东西，从而引起深思、共鸣，进而更加关注人物的命运。
其次，《红楼梦》写出人物情感内部的二极背逆。从情感逻辑看，一种情感的量度越强，往往会引起相反的情感量度的同步增长。这是人性世界中潜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它在爱里，尤其在情爱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弄得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而疏远之意又生试探之念，怨更深，爱更切，如此往复循环，真实地写出与爱情同步增长的试探、痛苦、怀疑、嫉妒、痴迷、怨恨，以致互相伤害感情、自我戕害心灵的内在情感运动。这种真实的内心激动，在使人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的同时，已不知不觉地缩短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成为读者心灵的象征。
真实的人，不只是受社会群体、文化意识制约的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人。
小说题材的更新，还给小说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变化。由于中国古典小说与历史著作、说话艺术的密切关系，由于中国人崇拜传奇英雄、追求有始有终的心理因素，所以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是沿着一条线索纵向发展，且注重传奇性，忽视真实性。虽然《儒林外史》有所突破，能够较为真实地表现出生活的横断面，但“实同短制”的特点使得作品的结构毕竟有些地方缺乏有机的联系。而《红楼梦》则以贾府的兴衰为圆心，以宝黛爱情为经线、女儿悲剧为纬线，织成了一个储藏非常丰富的网状结构，从上层贵族的灯红酒绿到普通人物的悲欢离合，从市民社会到农村景况，从历史风云到日常琐事，纵横交错，繁而不散，从而把生活的多面性、整体性以及它的内在联系性真实而又自然地表现出来。
当我们沿着曲径认识了一群真实的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之后，便拾阶而上，想去探寻新的境界。可那境界有如雾里微露的楼台，是那样的朦胧，又是那样的壮观，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自觉地运用了象征的形式，努力追求一种更高的艺术形态。
意境，原是属于诗的；象征，原也是属于诗的。然而，诗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同时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艺术，通用于一切艺术形式或一切类型之艺术”气由于中国是诗的国度，因此，诗，是艺术，也是中国文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感领域的艺术，也是展示客观世界的艺术，它统摄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可以说，中国文学艺术走的就是一条不断诗化的道路：史，是史与诗的交融；画，是画中有诗；词，是以诗为词；散文，是由散体到诗化；戏曲，是从曲艺到诗剧。而唐后的小说，不管是民间艺术还是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诗的形式带进小说的领域，虽然开始只起穿插与介绍作用。到了《红楼梦》，作者则完全自觉地把握这一发展规律，通过意境的创造和象征的应用，给小说注入诗的魅力、诗的灵魂，使作品富有美感的意象和情趣，具有深刻的寓意和诗意，从而完成小说诗化的使命。
意境，在《红楼梦》中表现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一，情以物兴，借景抒情。在慧紫鹃情辞试莽玉、致使宝玉大病之后，对黛玉越发痴情。当他看到山石后面那“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杏树，先是“仰望杏子不舍”。这里，有他对时光流逝的追恋，也有对良缘未遂的感怀。接着又对岫姻择夫之事反复推求，“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于是，又触景生情，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这里的景不过是一柳一杏一雀而已，却挑起了主人公多少情感活动，把潜伏在心底的东西也给唤醒了，从而使宝玉那“情不情”、即对一切无情的事物充满着怜爱之情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诗意的描绘。
借景抒情，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诗、词、曲、赋中。如黛玉的《葬花吟》、《秋窗风雨夕》、《桃花行》，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湘云、宝钗的《柳絮词》，宝琴的《咏红梅花》等等，都是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