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世族出身的蘧铣夫与庄农人家出身的匡超人，这是受人引诱的一类。蘧驶夫风流俊逸、超然不群。他瞧不起八股文，可是他的岳父偏偏是以八股文起家的鲁编修，他的妻子又偏偏是一位有家学渊源、精通八股的鲁小姐；他对科举是不感兴趣的，一度进行过反抗，但由于小康家境的衰落，想做名士而无望，加上马二先生的鼓吹，于是，他的个性，他的主观愿望便由对抗、软化、妥协终至投降，成为一个庸俗的八股文评选家；匡超人，曾经是一个单纯淳厚、勤劳俭朴的青年，由于马二先生一番“文章举业”是人生唯一可以出头之事的启蒙教育，由于知县李本瑛对他的一番抬举，还有假名士、市井恶棍的熏陶、教唆，于是，便从科举的道路走向卑鄙的深渊，成了一个丧失灵魂的衣冠禽兽。然而，鲁编修、鲁小姐、马二先生、李本瑛，以及许许多多假名士并没有感到他们是在催人退化，引人堕落，甚至还以为是出于一番真诚的好意。可见，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落后的封建文化意识，是如何地深人人心、影响社会。
马二先生，似乎是清醒明智的一类。他不像周进、范进那样一生迷醉于通过科举升官发财，而是一个精明能干，对社会、人生有很实际了解的人；他又不同于蘧驶夫、匡超人，他不仅自己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同时还要招呼、引诱更多的人一起朝着明知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走。他不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八股选政，还到处鼓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他认为世界上除了时文而外就没有其他的文章，人生除了举业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事业；孔孟程朱的语录，使他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封建的蒙昧主义，又使他窒息了人所具有的爱美天性。这是一个看似清醒明智实已失去自我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
如果说欧洲是由于科学型文化的高度发展而造成人性的异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则是政治型文化的举业至上主义，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变态和人性的异化。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惨痛的教训，人们只有正视它，认识它，才能对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扬弃与择取。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剖析，引起读者对八股制艺所造成的精神悲剧的思考，同时还通过作品某些人物的口及四大奇人的描写，直接地表现出作者对“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政治型文化的反思与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
由于历代统治者总是力图把文化变成现实政治的附庸，文化人也以此为当然，一切学问不离从政。这种政治实用倾向妨碍了各个文化分支的自由、独立的发展。吴敬梓借迟衡山的口说：“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把学问从功名，即把学术从政治的附庸中分离出来，这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几乎说出了一、两百年后现代文化领袖所要说的：“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气难怪天目山樵评曰：“此论圆融斩截，千古不易。”
另外，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在中国古代是受到歧视的。不要说孔子是轻视农、工、商诸业，就是整个儒家后学，在贬抑探索天地自然的“物理”及生产技艺这一点上，也是一脉相通的。吴敬梓由于受到亲友中研究自然科学学风的熏陶，以及当时重视自然科学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颜元、李掭的影响，因而他在作品中一方面以科学的精神、批判了扶乩算命、风水术士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并对出身于市井小民凭一技之长谋生的自食其力的精神给予肯定。虽然新形象的描写还缺乏生活基础，虽然新精神的探求还囿于孔孟之道，但毕竟表现了作者可贵的探索和热切的向往。
其次，对封建礼教的揭露，是对道德型文化的反思。
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国家和民族以宗教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中国文化系统却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由于尚不能产生科学体系以取代宗教，因此，曾经长期充当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是伦理道德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准宗教”。因此，对伦理道德学说的重视，不只是某一学派的信念，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共同特征。从孔子把孝悌、忠信等都从属于仁的总原则之下的“仁学”创立，到孟子又把孔子的道德学说加以条理化，再到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思想，《管子》的以“礼义廉耻”为民族的精神支柱等，这些由先秦思想家构造起来的伦理说一经产生，便对中国民族精神发生巨大影响”。它虽然具有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但又具有精神虐杀的一面。到了宋明理学，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人类历史上凡是真的、善的、美的、光明的都是天理，凡是假的、恶的、丑的、黑暗的都是人欲。因此，必须立公去私，存理去欲，但一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便筑成了奴役人民、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于是，人民甘于受辱，人格不能独立，社会缺乏生气，并且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造成了“以理杀人”的恶果。在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下，吴敬梓一方面用小说形象揭露了礼教吃人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新道德精神的向往与歌颂。
忠孝节悌，是封建道德文化的核心，它在力求维系社会秩序的同时，却扼杀了个性、培养了奴性。且不说匡超人为显亲扬名而钻研举业，走向堕落；也不说萧云仙为了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老父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才能；且不说范进被岳父大人叱骂侮辱时那“唯唯连声”、默默忍受的丑陋相；也不说马二先生在西湖御书楼上面对仁宗皇帝的御书，认真地行起君臣大礼的奴才相；就以王玉辉的女儿殉节一事而言，已是使人惊心，引人深思。
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同时又不自觉地成了封建阶级以礼教“杀”人的帮凶。当了三十年的秀才，考不上举人，爬不进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其中第一部就是礼书，将“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分类编纂，“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另外，还有一部是“添些仪制”，目的在“劝醒愚民”的《乡约》书。他对吃人的礼教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宣传，而且还身体力行。当女儿提出要以死守节这样悖逆情理的想法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这分明是在催促女儿勇敢地走向礼教的刑场。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他心满意足地安慰妻子说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顽固的道德力量的积淀，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为夫就义，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丧失人性与人情的杀人帮凶。在这样的文化桎梏中，人的死活只能为他人所左右，为教条所约束，哪里谈得上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发展。
另外，在社会普遍认为“德之所在”、“义之所在”，生死赴之，而物质欲望与力的夸耀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低贱的文化氛围中，又养育了士大夫脱离实际、空论仁义的陋习。南宋事功派学者陈亮痛论士林积弊：“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言‘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1）明朝学者徐光启也曾尖锐批评明朝文士的空谈心性，“竟以旷达相矜夸”。发展到清代，便出现了大批伪装清高、冒充风雅的“名士”、“高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揭露了这些由封建道德文化孕育出来的假名士的伪善和伪君子的丑恶灵魂。
娄三、娄四作为相门公子，只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人翰林”而转为“名士”。于是，或模仿文人骚客之调，在酒酣耳热之际高谈阔论，以示自己有高超的见解。然而，他们所陶醉的只是“高论”本身的形式，对内容并未认真考虑，或模仿礼贤好士之风，不借出重金和屈尊“三顾茅庐”，招揽扬执中、权勿用等一些所谓“高人”、“贤士”于门下，日夜置酒莺脰湖里，浅斟低唱，作乐寻欢。然而，他们的求贤养客完全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政治理想，而只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了填补空虚。因此，他们并不看重贤人的真假，而只是对求贤养客的形式感兴趣，结果收罗的这些“高人”、“贤士”，竟被衙门差役“一条链子锁去”。“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
如果说，二娄的礼贤豪举表现的是封建末世名士们精神的空虚，那么，表面装着清高绝俗而灵魂卑鄙龌龊、言若清磬而行同狗彘的杜慎卿，则表现了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的虚伪与腐朽。这样的“名士”，不仅于家于国无用，就是于己于人，也是多余的。
（1）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见《陈亮集》，第17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封建道德型文化虽然维系了社会的和谐，却扼杀了人性，压抑了个性，培养了奴性，助长了恶性。吴敬梓在对这些邪恶罪行进行反思的同时，又描写了一批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形象。其中有身为戏子、却能从人格上争取自己的独立的鲍文卿；有操着为社会所轻视的职业，却又有着真实的能力、真实的人生的四个奇人。而沈琼枝与杜少卿，则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典型形象。由于婚姻不幸逃到南京卖艺的沈琼枝，有着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沉着灵活的应变机智，精工巧妙的生活技能；百万豪华的富商大贾，如狼似虎的衙门差役，在她心目中视如无物；南京城里啧啧可畏的人言，她不在乎，独来独往，一切都是主动的。她能在那样的社会里争取妇女人格的独立，而人格的独立又是建筑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女性。杜少卿，他不守家业名声，拒绝应征出仕，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建阶级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他在治学和生活中，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他尊重自己的个性，也尊重别人的个性与人格。他的形象预示着中国文化系统中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发展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的觉醒，从而唤起民族精神文化的内省与更新。
然而，这里观念的改变与文化的更新也仅仅是预示与呼唤而已。因为在当时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没能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一种新的阶级力量，因此，吴敬梓所期望的理想人格、自在的生活，也只能是“桃花源”式的空想。另外，又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传统儒学的浸润，吴敬梓虽然能站出来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客观的反思，但并未能做出彻底的批判：指掮科举“时弊”，却只认为八股制艺“法定的不好”，隐约流露出一种改良的思想；他揭露礼教的虚伪，却提倡恢复古礼乐，祭奠先贤，并非是以复古反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圣经”“贤传”中的”礼治”文化精神的留恋。他为找不到真正的人生出路而彷徨，而探索，为看不到理想的民族文化而苦闷，而呼唤，他的反思带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三、小说视野的开拓与讽刺艺术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在强调人的价值的哲学思潮的启示下，在开始注重写实的文学理论的引导下，出现了一大批以家庭生活为题材反映现实的人情小说。于是，整个古典小说的趋向，便从以英雄为主角、非奇不传的古典主义走到了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的现实主义。这种转折是以《金瓶梅》为开端，而真正完成这种转折的，则是《儒林外史》的问世。它既没有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那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也没有人情小说那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都是当时随处可见的世俗日常生活及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真正拓展了小说视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日趋成熟和丰富。
如果说，当时的创作氛围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独特的生活体验与文学师承，则是吴敬梓采取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主观原因6黑格尔认为，讽刺产生于“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1）。正统的儒学教育，孤高的个性气质，家道的盛衰荣辱，人生的酸甜苦辣，理想的幻灭，现实的恶浊，这一切，促使吴敬梓选择了讽刺的艺术形式去反映现实、表现理想。另外，吴敬梓对《史记》的重视和研究，使他的创作直接受到《史记》秉持公心的实录精神与委婉曲折的讽刺手法的影响。这些主、客观原因，决定了《儒林外史》写实的创作精神。
第一，讽剌对象是写实的。
在魔幻化的讽刺小说中，作者往往把讽刺客体的个性的某一特征加以夸张，如《常言道》中钱士命的见钱似命，《斩鬼传》中仔细鬼的刁钻吝啬，都是一种孤立的、极端化的性格描写，是寓言式的抽象品。吴敬梓则写出他们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他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阿巴公等并列而无愧。这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贪婪成癖，但又有“礼”有“节”，不失人性，既要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保护住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能拿出十几两银子来平息官司；在夫人王氏去世时，修斋、修七、开丧、出殡等竟花费了五千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是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马二先生作为虔诚的八股科举信徒，既有庸俗、酸腐、鄙陋、可笑的一面，又有另外的性格侧面。他江湖浪荡到处为家，但他耿介端方没染欺骗、逢迎等恶习，他又富有热情，笃于友谊，为救人之难而慷慨解囊，为抚人之心而相濡以沫，这些都是他可贵的一面。所以，他能够以泰伯祠祭祀大典中“三献”的身份出现。这是一个崇高与滑稽二重组合的性格形态。
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吴敬梓不仅通过讽刺客体的外部行动来展示他们的性格的丰富性，更主要的贡献是在于他能够通过纵横两方面的挖掘，较大限度地开拓了讽刺客体内心的广度和深度，写出他们“灵魂的历史”，并以此透视出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