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汝珍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幻想，而是得之于社会的暗示，因为在他当时和稍前曾出了许多女诗人，清代妇女才学的发达，也是两千多年来所未有的。清初陈维寂撰的《妇人集》，凡九十七条，记的都是明末清初妇女能诗词者的轶事。嘉庆初，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录各家妇女诗，少则一首，多则三五首，前缀小传，凡三百七十五家，其自序云：“自昔多才，于今为盛。发英华于画阁，字写乌丝；摅丽彩于香闺，文缥黄絹……拈毫分韵，居然脂粉山人，绣虎雕龙，不让风流名士。”到了道光年间，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十卷，合有百家，选择甚精，可以代表道光以前的清朝一代的女诗人3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百花才女”。她们的歌唱虽然还不能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范围，但也唱出了她们想了解世界、想探讨学问、想陶冶性情的时代心声：“足不逾闺阁，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苦拘束。风雨恣搜罗，得意必抄录，自笑女子身，乃如书生笃。学问百无能，探讨性所欲，岂但填枵復，或可正芳躅。遥遥一寸心，前修自勉勖。”（王满《读史》）可见，李汝珍对社会是关注的，因此能够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看到进步，看到新生，能够真诚地为妇女设想一种正式的教育制度、参政制度，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虽然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镜花缘》比同时的《红楼梦》及一些才子佳人小说要进步得多。
第四，显扬才学，反映时代之风尚。
梁启超说清代两百多年的学术，是“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尤其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几代学者，虽身处逆境，却仍潜心于学术，孜孜于典籍，从而在开拓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金石诸领域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结出了清代独有的学术硕果，即以考证的方法治学的乾嘉学派。这种言之有据、质朴无华的学术风气，必然会影响有清一代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确实的，连《红楼梦》也没能逃过，不过它不是挂上博学的牌子，而是把“博学”融化在艺术形象中，而《镜花缘》则直接显示了同考据派的深刻渊源。作者曾托黑齿国紫衣女说，“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因而他的作品多从学问上用功，多从自己得之于书本的知识结构中寻找“有根据”的创作灵感。
一是古代神话知识的应用。《镜花缘》写到的几十个国家的名称，大都出自《山海经》等古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珍禽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像驳马见《西山经》、人鱼见《异物记》，木禾见《淮南子》、肉芝见《太平寰宇记》等。作者虽然只晕以“古”为本，生发开去，为表现思想服务，但也体现了当时言之有据的学风。
二是关于音韵学、经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确实是很踏实的学问。如第十六回至第十九回黑齿国的识字辨音之争，第三十一回的切韵表等，显然是在炫耀他治音韵的才学：又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评，而乂妄改古字”，还有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等，都是当时经学盛行的副产物。
三是着力介绍古代各种文娱活动。如琴棋书画、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覆、蹴球等等，其中很多在当时是已近失传的东西，作者就把自己掌握的书本知识写进作品，虽然旨在表现才女们的多才多艺，但是介绍多了，也就失去了文学意味，让人觉得作者是在逞才，而非创作。
总之，作品中知识性的描写，学问式的议论，大多是在炫耀作者的才学，同时也反映了博学的时代风尚。鲁迅把《镜花缘》归人“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这种概括虽然不能涵盖整部小说，但也说明这是《镜花缘》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丰富而幽默的讽喻艺术
我国古代文学有一种传统的“讽兼比兴”的表现手法，即运用比兴的方法来达到讽喻的目的。在韵文方面，《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都有大量的以此喻彼、托物起兴的讽喻作品；而早期的小说，也常常“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到了《镜花缘》，作者则借对神话传说的虚构生发来象征影射，从而创造出一个既超越现实又不离现实的神话幻想世界。它不同于写实为主的《儒林外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于魔幻化讽刺小说的荒诞特征，但它又不同于魔幻化讽刺小说的过分滑稽乃至油滑，而表现出一种较为高雅的幽默氛围。
首先，从整体构思与具体表现看，作者是运用多种手法对神话传说进行生发虚构，来组构象征体系，表现讽喻意味。
一是承用旧名，杜撰新事。女儿国本于《山海经》之女儿国。《海外西经》说：“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大荒西经》说：“有女子之国”，下有郝懿行引《魏志》：“有一国在海中，纯女无男。”《镜花缘》的女儿国则没有：“水周之”、“纯女无男”的特点，其中有男有女，不过国是以女为君，家是以女为主，男子是受女子的支配，这是借女儿国之名杜撰出来的故事。它在表现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象征影射了当时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另外，像淑士国的故事、白民国的故事，都是借名杜撰的。
二是抓住一端，生发开去。有的是生发故事，间接讽世：《海外东经》说君子国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犬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李汝珍就抓住“其人好让不争”生发开去，设想出一个君子国来。市场上做买卖的，卖的要低价，买的却出高价；一个非高不买，一个非低不卖。这样“好让不争”，虽然有些矫饰反常，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也是对当时社会好争不让、缺少君子风度的一种影射、一种反讽。大人国故事则是根据《博物志》的大人国人“能乘云而不能走”的特征加以发挥的。有的是生发议论，直接讽世：第九回唐敖就精卫用心之专议论道：“此鸟秉性虽痴，但如此难为之事，并不畏难，其志可嘉。每见世人明明放著易为之事，但却畏难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无所能，追悔无及。如果都像精卫这样立志，何患无成！”还有借山鸡的刚烈血性，发“世人明知己不如人，反靦颜无愧”的议论；借人鱼的受恩知报，抒“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的感慨。这种类似“托物起兴”
（1）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的艺术手法，较好地体现了作品的讽喻特色。
三是漫画解释，类型勾勒。李汝珍为了达到讽世的广度，往往对神话传说中的一些奇形怪状作漫画化的解释、类型化的勾勒。《海外东经》说毛民国“为人身生毛”，《镜花缘》就解释说是“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给他一身长毛”；《海外南经》说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镜花缘》则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最爱奉承，爱戴高帽子，渐渐地把头弄长了；又如犬封国的狗头狗脑，穿胸国的狼心狗肺，长臂国的四处伸手，豕喙国的撒谎成性等等，作者就像一个漫画展的解说员，给读者讲解描述各种“类型”人物的形成与特征，一幅一幅，既有讽刺，又寓劝诫，合而观之，就是当时社会一部丑陋的“现形记”。
其次，关于作品的美学风格。如果说滑稽、讽刺、幽默是喜剧的三个审美范畴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这几部讽刺小说，正好有所侧重地体现了三种美学风格：《斩鬼传》等寓讽刺于滑稽，风格显得比较轻佻；《儒林外史》寓讽刺于写实，风格显得比较凝重；而《镜花缘》是寓讽刺于幽默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风格，它预示着人类将愉快地把该否定的东西送进历史的坟墓。
寓讽刺于幽默，常常表现出一种巧妙的揶揄、乐观的自嘲。
第五回对武太后怒贬牡丹花的讽刺。当上官婉儿看到上林苑两千株牡丹花快被炭火炙焦时：
上官婉儿向公主轻轻笑道：“此时只觉四处焦香扑鼻，倒也别有风味。向来公主最喜赏花，可曾闻过这样的异香么？”公主也轻轻笑道：“据我看来，今日不独赏花，还炮制药料哩。”上官婉儿道：“请教公主，是何药料？”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浇灌，却用火炙，岂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么！”上官婉儿笑道：“少刻再把所余二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个丹皮药材店哩。向来俗传有‘击鼓催花’之说。今主上催花，与众不同，纯用火攻，可谓‘霸王风月’了。”
对专横粗野的女皇的讽刺，是在才女风趣的笑语揶揄中表现出来的。这里，不是严肃的讽刺、激烈的否定，而是一种温和、自信的“扬弃”。
第六十七回对林婉如、秦小春在放榜前夕一反常态、举止失措的描写，“立也不好，坐也不好”；醒着也笑，梦中也笑；还“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疯癫一般，只管大笑”。倘若就此搁笔，那与“范进中举”还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作者又让舜英出来揶揄一番：“二位姐姐即或乐的受不得，也该捡个好地方。你们只顾在此开心，设或沾了此中气味，将来做诗还恐有些屁臭哩”。既嘲人又自嘲，便把原来一点悲剧意昧都冲没了。
第十八、十九回写唐敖一行本想在黑齿国女子馆摆些资格，卖弄些学问，没想反被红衣女子、紫衣女子驳得“汗如雨下，无言可答”。过后唐敖说道：“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出去了！”于是，三人“只觉自惭形秽”，“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只觉无穷丑态”，赶快“躲躲闪闪，联步而行”地潜逃了。他们不是那种不知己丑、又把丑自炫为美的滑稽人物，他们敢于自省、乐于自嘲；能够自知其丑，又能够愉快地与自己丑的东西告别。这就是幽默的本质。
寓讽刺于幽默，还常常是和超现实的理想紧密结合的，即在艺术世界中的意象并非现实的模拟，而是把真实、理性、逻辑让位于想像，从而构筑一个生动、奇幻的艺术境界。像作品中常常运用一种和现实颠倒对照的手法，以及“反诸其身”的手法，如君子国的好让不争的描写，女儿国女比男强的描写，两面国的强盗向夫人求饶的描写等等，那些在现实中尚不能否定、但却该否定的事物，在理想世界中被轻松愉快地送进了坟墓。
四、与《镜花缘》相类的“炫耀才学”的小说
《蟫史》和《燕山外史》是两部用文言写成的章回小说，与《镜花缘》是同时代的作品，因为鲁迅曾把它们与《镜花缘》放在一起，作为“炫耀才学之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作简要介绍。
《蟫史》，二十卷。作者屠绅（1744），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二十岁中进士，曾任云南师宗县知县，寻迁甸州知州，官至广州同知。著有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和《鹗亭诗话》等。
《蟫史》一书叙桑螞生海行坠水，投人甘鼎麾下，帮助他平定苗族叛乱的故事。桑螞生是作者自况，甘鼎即乾隆末年平定苗乱的傅鼎。这是一本才子佳人与神魔揉合的小说，思想浅薄，而文字古奥，正如鲁迅所说，“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
《燕山外史》，八卷。作者陈球，字蕴斋，秀水人，家贫以卖画自给。他以明冯梦桢所撰《窦生传》为蓝本，用骈文写成了这本三万余言的小说。成书时间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
书叙明永乐年间，书生窦绳祖就学嘉兴，与贫女李爱姑相恋，但窦父强迫他娶淄川宦族之女为妻，将窦生与爱姑拆散。爱姑为金陵盐商所骗，流落为妓女得侠士马遴帮助，回窦生家。但窦妻悍妒，窦生与爱姑不堪忍受，双双逃走。后又因唐赛儿起义，这对情人被冲散。待战乱平定，窦生回家，家产荡然无存，妻亦离去，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此时，爱姑忽至，言战乱中避难于尼姑庵。二人团聚，窦生中举，官至山东巡抚。爱姑生子，寻乳媪，竟是窦妻。窦妻不思悔改，又设计陷害侠士马遴，牵连窦生。后得昭雪，窦生与爱姑成仙而去。
以骈体文作小说，早有唐代张鹫之《游仙窟》，但这篇传奇小说在中土久已失传，陈球没有机会看到，因此，自以为是独创，颇为得意他说：“史体从无以四六为文，自我作古，极知佞妄……第行于稗乘，当希末减。”
这本《燕山外史》不脱才子佳人小说旧套，用骈偭体，文字呆板，无可称道，但用骈偭体写成长篇，毕竟极为罕见，略提一笔，说明小说史上有此文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