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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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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独立，关键是精神价值对于功利价值的独立，把精神价值自身当做目的，而非获取任何功利价值的手段，不管是国家利益的大功利，还是个人利益的小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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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既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又是他对于社会负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统一是他的特殊幸运。学者当然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他的社会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质的，不是在当下事务中做风云人物，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关注和阐明关涉社会发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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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整体上实现中国学术规范化，关键是改变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使学术与行政权力脱钩。单凭学者之力当然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学者并非无能为力。学者至少可以采取明确的立场，阐明正确的理念，对现行体制进行批评，发出清醒的声音，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种体制的弊病。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学术生产并显得具有正当性，正是以知识分子的合作为条件的，这种合作给行政化管理披上了一件学术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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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学术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学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二是学术进步的内在标准，二者的有效建立皆以学者群体和个人的整体素质为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学界的现状令人不能乐观，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种种学术腐败和失范的行为实根源于此。所以，我认为，为了解决学术规范化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学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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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基本上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学府不像学府，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学者不像学者，权力与学术严重错位，学术气氛淡薄。在许多人心目中，最佳选择是做官，其次是成为官的亲信，最倒霉的是与行政权力搞不好关系。人们纷纷把精力放在拉关系、立项目、弄钱上。
行政权力支配学术的必然结果是劣胜优汰。那些专心于学术的学者，因为不愿逢迎和钻营，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为现行学术体制的边缘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愿地脱离了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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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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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来缺乏纯粹，不但缺乏纯粹哲学，而且缺乏纯粹的学术兴趣和思想兴趣，纯粹的精神追求。这个缺点在当今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远因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实用品格，近因则是旧体制与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所造成的腐败。
今日中国有学术界吗？在现行体制内，在所有这些职称、博导、突出贡献、学科带头人、奖金、基金的评定和分配中，岂非只有一个腐败的官场，何尝有什么学术界？所谓的重点课题和优秀成果，其中有多少是真正有学术、思想、精神的含量的？如果说纯粹哲学乃至一切纯粹的精神之物在今天面临着危险，那么，在我看来，主要的危险就在这里，在学术和教育机构中的腐败，在学术界大量从业者的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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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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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要素：智性的快乐；问题意识；材料的系统占有（学术传统和知识增量）；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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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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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多少学术性的质疑是有道理而无价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