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天，闵庄的孩子爱在旧土墙上捉一种野蜂，这种蜂比人工养的蜜蜂要大一倍，它们在土墙上打洞而居。黑头的蜇人，绿头的不蜇人，所以我们总是捉黄头蜂，然后用线拴住蜜蜂的一只腿，一头用手拿着，任其嗡嗡飞舞。有时候，我们捉很多蜂，装在瓶里，玩厌了便把它们翅膀撕掉，在沙堆上插一根小柴棍子，让这些没了翅膀的小蜜蜂像猴子一样爬竿。那时我们年少无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戕害。没了翅膀的蜜蜂注定是要死的，但没了翅膀它就乖了，因为只有六条腿能发挥点攀援作用，所以，也只能爬竿。那时抓个麻雀，怕飞了逮不住也剪了翅膀，让它不能起飞。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翅膀对于飞行的鸟儿和昆虫的重要性。孩童时，每个孩子都有天真烂漫的幻想，我们的想象总是插着翅膀在飞。如果有一天我们像蜜蜂被夺去了翅膀，我们的想象定将坠落。
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中秋赏月的作文。写实部分是家乡有献月的习惯，写虚的则是我联想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这样的想法是受主旋律教育影响的结果。这对于偏僻闭塞的农村孩子来说，能有这种想法已是与众不同了。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一个堂叔，他是民办老师，他给我的评语大概如此：献月部分的描写有迷信色彩。其实，那是一种民俗。它有农村人对月的敬畏。至于联系台湾同胞，他的评论让我很伤自尊。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台湾有你们家的亲戚？”我理解他希望我写作文要有真情实感，但是，那时其他孩子都傻乎乎的，加之传媒的不发达，我所以能想起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还时常听收音机，这是我对接受到的有限的信息的反馈。然而，我的语文老师的无情打击让我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不敢有丝毫的想象。几年前看了一次孩童画展，那种无拘无束的涂抹，无边无际的想象让我感动不已。是的，想象永远属于孩子，属于天真。不要去涂抹那张纯真的画纸。如今想来，我就是那只被撕了翅膀的蜜蜂，不能有飞翔的奢望，只能猴子一样爬竿，如此反复。当然，年少无知的我撕去蜜蜂的翅膀，让他们失去飞翔的权利，是一种虐杀。当然，如果不是今天坐在这里细想，我也意识不到自己曾经的撕掉蜜蜂翅膀的残忍。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的老师他至今也意识不到自己曾经伤了一个孩童想象的翅膀。
我上大二时，我的这位叔叔，当年的老师考进我所在的大学进修，因为山区中学缺英语老师，所以，他就选择了英语教育。这时的我正在学习、喝酒、踢球、恋爱，忙得热火朝天，活得很开心，而这位叔叔也许因生活的压力种种，变得沉默寡言。记忆中，他是打我最多的人，但我一点都不恨他，而且从心里感谢他。上学期间，我一直是个自律性很差的孩子，曾被一个和蔼的老师耽误了两年，因为他不管我，所以，就把我放野了，他讲课，我和同学在教室后打宝。上五年级时，三四年级的课程没学好，跟不上。于是，我的这位叔叔就给我加大题量，加强复习。最要命的是他打人太凶，太狠。拧腮帮子、拧耳朵还不够，还要带几缕耳后的头发。当然，他打人是公平的，谁不好好学打谁。有一次打他弟弟，他弟弟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家里倒着走，口中还说：“我不告妈才怪呢！”结果竟跌入一个土窖。我一直想，也许我们是野生动物，只有鞭子可以驯服。如果不是他的体罚，贪玩的我会偏离方向的。那时我下工夫学习的唯一原因是怕学不好挨打。每晚点着煤油灯做题，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都被油烟熏黑了。那是真正的“三更灯火五更鸡”。那时全家人睡一条大炕，我写到半夜想歇会再写，竟然睡着了，桌子也蹬翻了，油灯也滚落在地。
近些年带儿子回农村老家，父亲总是给我儿子捉麻雀。抓到后，怕小子逮不稳，除了在麻雀脚上拴个绳子外，还剪去了麻雀翅膀上的羽毛，这样它飞不了了。当然，一旦脱逃，过些日子，它的翅膀的毛长出来后，仍然可以飞翔。后来，我又想，我不是那只折翅的蜜蜂，我是那只被剪了羽毛的麻雀，待羽毛长出后还能飞翔。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