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杂剧”的出现——与北剧的不同——杨慎的《太和记》——李开先、汪道昆、梁辰鱼、沈璟等——徐渭的《四声猿》——梅鼎祚、陈与郊、王衡、叶宪祖——王骥德、汪廷讷、车任远、徐复祚、王澹、黄方胤、茅维等
用北曲组成的杂剧，在元代到达了她的全盛期的顶峰。在明的初叶，周宪王尚以横绝一代的雄才，写作数十种。弘、正（弘治、正德）以还，作者虽不少，而合律者却稀。驯至嘉靖以后，入于近代期中，则“北剧”已几乎成为剧场上的“广陵散”了。演者几乎不知北剧为何物，民间的演唱者也舍北曲而之南曲与小调。作者虽写北剧，也未必为剧场而写。到了万历之间（1573—1619年），则北剧益为凌替。王骥德在他的《曲律》中说道：“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曲律》卷三）沈德符在他的《顾曲杂言》中，说得更为详尽：“嘉、隆间（1522—1572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合。以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遗风。予幼时犹见老乐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弦索。今绝响矣！何又教女鬟数人，俱善北曲，为南教坊顿仁所赏。
顿曾随武宗入京，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暮年流落，无复知其技者，正如李龟年江南晚景。其论曲，谓南曲箫管，谓之唱调，不入弦索，不可入谱。近日沈吏部所订《南九宫谱》盛行，而《北九宫谱》反无人阅，亦无人知矣！”他又说道：“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词几废。今唯金陵尚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吴中，而吴中以北曲擅长者，仅见张野塘一人。故寿州产也。亦与金陵小有异同处。顷甲辰年马四娘以生平不识金阊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来吴中唱《北西厢》全本。其中有巧孙者，故马氏粗婢，貌甚丑而声遏云，于北曲关捩窍妙处，备得真传，为一时独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还曲中，即病亡。诸妓星散。巧孙亦去为市妪，不理歌谱矣。今南教坊有傅寿者，字灵修，工北曲。其亲生父家传，誓不教一人。寿亦豪爽，谈笑倾坐。
若寿复嫁去，北曲真同《广陵散》矣！”且这时代杂剧作者虽不少，然也与唱北曲者一样，多不甚明了北剧的结构，往往以南剧的规则施之于杂剧。其能坚守元人北剧的格律者甚少。杂剧的面目竟为之大变。在元代及明初，“杂剧”及“北剧”的两个名辞，乃是一而二，二而一者。此时则杂剧已不复是“北剧”了。其中有好几剧是纯然用南曲写成了的，例如王骥德的《离魂》、《救友》、《双鬟》、《招魂》，便是全用南曲写成的。“自尔作祖，一变剧体”。（吕天成语）更有逞意的施用着南北合套的，例如叶宪祖的《团花凤》。即应用了北曲来写剧的作者，也每多不遵守北剧的成规定律。北剧每剧定为四折或五折，此时的剧本则每每少至一折，多至七八折，这个现象在中世纪的最后，王九思他们的剧本中已是如此。例如王氏的《中山狼》，便只是一折。在那时北剧便已现出崩坏之迹了。又，北剧的四折中，总是首尾叙述一件故事的；或者总合了四五剧以叙述一件故事的也有，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吴昌龄的《西游记》。
却从不曾有在“四折”之中，分叙四个故事，而仍合为一个总名，有如这个时代的徐渭的《四声猿》那个样子的。即对于楔子的使用，也和元人完全不同。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其篇前所用的“楔子”，乃是全剧的提纲，其作用与南剧中所惯用的“副末开场”无异，却绝对不是元剧的所谓“楔子”。纯然应用了南调作杂剧者，当始于王骥德。王氏自己说：“余昔谱《男后》剧，曲用北调而白不纯用北体，为南人设也。已为《离魂》，并用南调。郁蓝生谓自尔作祖，当一变剧体。即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后为穆考功作《救友》。又于燕中作《双鬟》及《招魂》二剧，悉用南体。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也。”（《曲律》卷四）“为南人设”及“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二语，切实的中了北剧之所以凌替及其体例规则之所以崩坏变异的主因。但杂剧虽用了南调，虽变更了体例与规则，以适应于时代，却仍无救于实际的灭亡。她已经是再也维持不住在剧场上的优越的地位的了。这时的剧场，盖已为新兴的昆剧所独占。北剧虽合北而就南，实际上已成了与长篇大套的传奇相对待的短剧，或杂剧，而不复是与南戏相对待的北剧。北剧终于是过去的东西了。
又在歌唱上，也起了一个大变动。北剧原是四折全由一个主角歌唱的。到了这时，则受到了南戏的猛烈的影响，也放弃了这个严格的规律。在全剧中，无论什么角色都可以歌唱着。又，在题材一方面，有了一个不很细微的变动。他们拣着文人学士们所喜爱的——他们自己所喜欢的——题材来写，人物们也大都不出于文士阶级之外，悲欢离合也只是文人们的悲欢离合，如《远山戏》、《洛水悲》、《郁轮袍》、《武陵春》、《兰亭会》、《赤壁游》、《同甲会》之类。绝少写什么包拯、李逵、尉迟恭、郑元和等的民众所熟知的人物。更有一点，特别地可注意。此时是北剧既成为文士们的产物与读物，作者们便特别的注重于抒写文士阶级的情怀，每欲借着剧中人物一吐作者自己的愤懑不平的心意。《渔阳弄》、《郁轮袍》、《簪花髻》、《霸亭秋》、《脱囊颖》、《一文钱》等都是如此。杂剧至此，遂不仅仅是剧场上娱乐群众的作品而且是抒写真实的自己心情的著作了。
在这时期，第一个要讲的作家是杨慎（1488—1559）（见《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明史稿》卷二百六十七，《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六）。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谪戍云南，三十余年未得召还。卒死于流放之中。他才情畅茂，著述极富。其诗文皆能自名一家，无所依傍。所作杂剧有《宴清都洞天元记》一本及《太和记》六本（《曲录》卷三尚著录《兰亭会》一本，即《盛明杂剧》中所录的一剧，原为《太和记》中的一部分。故今不复著录）。其散曲也殊佳。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之道：“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洞天元记》今未见传本。系叙“形山道人收昆仑六贼事，所以阐明老氏之旨”（《剧说》上）。
《太和记》今亦不可得见。《太和记》凡六本，每本四折，每折抒写一段故事；全记实共有二十四篇短剧，据说是按着一年二十四个节令而分排着的。然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此书，只有四卷，不知何故。吕天成的《新传奇品》，亦著录《泰和记》一种，他说：“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意。”则其书正与升庵《太和记》相同。然其作者则为许潮。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著录许潮的杂剧最多，凡八种，大约皆为《泰和记》中的短剧。然他于《武陵春》一剧虽标许氏之名，而首页上端则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说者谓此论似出于妒。今特遴数剧以商之知音者。”而于其下的《兰亭会》（《曲海目》之以《兰亭会》为升庵作，当系依据于《盛明杂剧》。
《曲录》之于《太和记》外，更著录《兰亭会》，则系传录《曲海目》而误者）一剧其作者之名下则直题升庵。似沈氏当时，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记》一书，究竟是杨著或许著。焦循《剧说》：“余尝憾元人曲，不及东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传也。明杨升庵有割肉遗细君一折。”（卷三）又同书：“近伶人所演陈仲子一折，向疑出《东郭记》，乃检之实无是也。今得杨升庵所撰《太和记》，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难也！”（卷四）以此说证之《也是园书目》，则升庵实有《太和记》一书可知。胡文焕《群音类选》，载《泰和记》十出，其中正有“东方朔割肉遗细君”。而《王羲之》、《刘苏州》诸出，则又同《盛明杂剧》。是《杂剧》本所载《泰和记》又实为升庵作可知。或者，《太和记》原有两本，一为许潮作，一为升庵作，其体裁又俱相同，故后人往往混之而为一。连《盛明杂剧》的编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题许作，而评语又称杨作之矛盾发生。
李开先所著杂剧，今存《园林午梦》（《园林午梦》有《西厢六幻》本，又有暖红室刊《西厢十则》本），盖为《一笑散》中的一种。开先初与王慎中、唐顺之等号称嘉靖八才子。然不甚争时名，独孜孜于当世所不为的词曲之业。他所藏的曲，在当时为最富，有“词山曲海”之称。但论者对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词意浮浅”讥之。盖因其一面虽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却欲力求与民众相合拍，因此颇露着矛盾之态。这是读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伯华弱冠登朝，奉使银夏，访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鄂、杜之间。赋诗度曲，引满称寿。二公恨相见晚也。罢归，置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又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收集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尝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枋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销岁月，暗老豪杰耳。”“借此坐销岁月”数语，意愿可悲，却可见他对于文艺并非以真诚从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九）在实际上是这时代中第一个着意于写作杂剧的人。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县人。除义乌知县。历襄阳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改郧阳，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召拜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杂剧》（《大雅堂杂剧》有明刊本，有《盛明杂剧初集》本，有《古名家杂剧》本）四种。道昆与王世贞等同时，世目之为“后五子”。虽不得预与“后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七子相继凋谢后，世贞与道昆之名乃益著。论者往往以汪、王并称。然王既不甚满人意，汪则更为后人所讥诮。沈德符说：“汪文刻意摹古，仅有合处。至碑版记事之文，时授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