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发现的经过——敦煌写本的时代——民间叙事诗：《太子赞》与《季布歌》等——“变文”的发现——伟大的体制——印度文体的影响——“变文”产生的时代——“变文”的进展——《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佛本行集经变文》等——非佛教故事的变文：《伍子胥变文》、《明妃变文》、《舜子至孝变文》
在二十几年前（1907年5月），有一位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到了中国的西陲，从事于发掘和探险。他带了一位中国的通事蒋某，进入甘肃敦煌。他风闻敦煌千佛洞石室里有古代各种文字的写本的发见，便偕蒋某同到千佛洞，千方百计，诱骗守洞的王道士出卖其宝库。当他归去时，便带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写本与五箱的图画绣品及他物。这事与中世纪的艺术、文化及历史关系极大。其中图画和绣品都是无价之宝，而各种文字的写本尤为重要。就汉文的写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发见。在古典文学，在历史，在俗文学等上面，无在不发见这种敦煌写本的无比的重要。这消息传到了法国，法国人也派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样地，他也满载而归。他带了不多的样本到北京，中国官厅方才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肃提取这种写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数皆为写本的佛经，其他略略重要些的东西，已尽在英、法二国的博物院、图书馆里了。又经各级官厅的私自扣留，精华益少（今存北京图书馆）。但斯坦因第二次到千佛洞时，王道士还将私藏的写本，再扫数卖给了他。这个宝库遂空无所有，敦煌的发现，至此告了一个结束。
千佛洞的藏书室，封闭得很早。今所见的写本，所署年月，无在公元第十世纪（北宋初年）之后者。可见这库藏是在那时闭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杂物，从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种文字的写本外，汉文的写本，在伦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者尚有不少，但无从统计。这万卷的写本，尚未全部整理就绪，在伦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尚未有目录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宝，我们尚没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论，其重要已是无匹。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做一番窥探的工夫，特别是关于文学一方面。
上文已说到敦煌所发现的民间俗曲及词调。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间叙事歌曲及“变文”。民间歌曲今所见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赞》等，都是气魄很宏伟的大作；虽然文辞很有些粗率的地方，但无害其想象的奔驰，描状的活泼。《太子赞》叙述释迦牟尼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间成文，组织另具一体，像“车匿报耶殊，太子雪山居。路远人稀烟火无，修道甚清虚”云云，当是以五七言体去凑合了梵音而歌唱着的，故不得不别创此新体。
《孝子董永》叙董永行孝事。民间熟知的二十四孝，便有董永的一“孝”在着。此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传为刘向作的《孝子传》（《太平御览》卷四百十一引，又见《汉学堂丛书》）。干宝的《搜神记》也有之。董永父母死，无钱葬埋他们，乃卖身于一富翁家。中途遇天女降下，嫁他为妻。生一子后，又腾空而去。这大约是一个很古远的民间传说，和流行于世界最广的“鹅女郎”型的故事是很相同的。但《孝子董永》后半所说董仲寻母事，却是他处所未有的。后来的民间传说，乃以董仲为汉初的董仲舒，更是可笑。《孝子董永》全篇皆用七言，白字连篇，间有不成语处。但无害其为很伟大的叙事诗。《季布歌》也是如此，全篇也都是七言的。叙的是：季布助项羽以敌刘邦。邦得天下后，到处搜季布。布卒得以智自脱。尚有一种《季布骂阵词》，当是本文的前半段。
但敦煌写本里的最伟大的珍宝，还不是这些叙事歌曲以及民间杂曲，等等。它的真实的宝藏乃是所谓“变文”者是。“变文”的发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们在宋、元间所产生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等都是以韵文与散文交杂组成起来的。我们更有一种宏伟的“叙事诗”，自宋、元以来，也已流传于民间，即所谓“宝卷”、“弹词”之类的体制者是。他们也是以韵、散交组成篇的。究竟我们以韵、散合组成文来叙述、讲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风气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向来只当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但一种新的文体，决不会是天上凭空落下来的；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创作，便当是外来影响的输入。在唐以前，我们所见的文体，俱是以纯粹的韵文，或纯粹的散文组织起来的。（《韩诗外传》一类书之引诗，《列女传》一类书之有“赞”，那是引用“韵文”作为说明或结束的，并非韵散合组的新体的起源。）并没有以韵文和散文合组起来的文体。
这种新文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新文体是随了佛教文学的翻译而输入的；重要的佛教经典，往往是以韵文散文联合起来组织成功的；像“南典”里的《本生经》（Jataka），著名的圣勇（Aryasura）的《本生鬘论》（Jataka-mala）都是用韵、散二体合组成的。其他各经，用此体者也极多。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地也会拟仿起来了。但佛教文学的翻译，也和近来的欧洲文学的翻译一样，其进行的阶段，是先意译而后直译的。初译佛经时，只是利用中国旧文体，以便于览者。其后，才开始把佛经的文体也一并拟仿了起来。所以佛经的翻译，虽远在后汉、三国，而佛经中的文体的拟仿，则到了唐代方才开始。这种拟仿的创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们或和尚们起头，故最早的以韵、散合组的新文体来叙述的故事，也只限于经典里的故事。而“变文”之为此种新文体的最早的表现，则也是无可疑的事实。从诸宫调、宝卷、平话以下，差不多都是由“变文”蜕化或受其影响而来的。
“变文”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虽已有了千年以上的寿命，却被掩埋在西陲的斗室里，已久为世人所忘记。——虽然其精灵是蜕化在诸宫调、宝卷、弹词等里，并不曾一日灭亡过。原来“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正和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出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变文”和“变相”在唐代都极为流行；没有一个庙宇的巨壁上，不绘饰以“地狱变相”等壁画的（参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同样的，大约没有一个庙宇不曾讲唱过“变文”的吧。
起初，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但很快的便为文人们所采取，用来讲唱民间传说的故事，像伍子胥、王昭君的故事之类。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我所藏的一卷《佛本生经变文》，据其字体，显然是中唐以前的写本。又《降魔变文》序文上有：“伏惟我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析九夷之肝胆”云云的颂圣语，其为作于玄宗的时代无疑。王定保的《唐摭言》记张祜对白乐天说道：“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是“《目连变》”之类的东西，在贞元、元和时代，在士大夫阶级里也已成为口谈之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之末，有“于州中明寺开讲，极是温热”云云的题记。当是在明寺讲唱此变文，大得听众的欢迎后所写的吧。
《卢氏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载：“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籍，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乐府杂录》也载：“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文叙竟有“俗讲僧”之称，可见中晚唐时代，僧徒之为俗讲是很流行的事。这些都可见供讲唱的变文，在中晚唐时代的流行是并非模糊影响之事。至于变文到了什么时候才在社会上消失了势力了呢？宋真宗（998—1022）曾禁止除了道、释二教之外的一切异教，而僧侣们的讲唱变文，也被明令申禁。我们可以说，在公元第十世纪之末，随了敦煌石室的封闭，“变文”也一同遭埋入了。然宋代有说经、说参请的风气，和说小说、讲史书者同列为“说话人”的专业，则“变文”之名虽不存，其流衍且益为广大的了。所谓宋代说话人的四家，殆皆是由“变文”的讲唱里流变出来的吧。
“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变文》”以“《明妃传》”之名，“《伍子胥变文》”为“《伍子胥》”，或“《列国传》”，也皆是出于悬度，无当原义。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合体的叙述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