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一本名为《玩学习》的家教书特别畅销，它是湖北籍作家陈克正先生的教女真经，他一家出了三个女博士。他把湖北人经常放在口头的“玩”字用在书名上，产生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令人头痛的家庭教育也能玩。此书在全国畅销无比。但是，外地人千万不要搞错了，湖北人心目中的玩与你想想像的玩不一样。
武汉人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了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啫、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字，用法还比较广泛。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痞子气”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艺术性的。他们对待结婚这个一辈子的大事也是相当认真的。把婚礼搞得十分隆重是咱们的“国癖”，讲究“玩味儿”的武汉人也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大操大办，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得七荤八素的“酒麻木”（酒鬼），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在结婚这天，这些“麻木的士”就会满载着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雄纠纠，气昂昂地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除了是想标新立异外，还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价格便宜，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展示；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摆阔。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因此，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认为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
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做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音（ｚě）。“啫”这个字，现代汉语辞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之处又大不相同。上海话中的“嗲”，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中性词，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但武汉人之所谓“啫”却绝无“好”意，最多只有“娇嗲”的意思。比如一个有资格撒娇的儿童，武汉人会赞赏地说：“这伢好啫呀！”而极尽撒娇之能事，则叫“啫得滂醒”。但更多的用法，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做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来看，武汉人之所谓“啫”，大概略似于台湾人所谓“作秀”。所以武汉人也把“啫”的人叫作“庄秀梅”，也是有“作秀”的意思。不过，“作秀”作的都是“秀”，“啫”作的却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东西”；“作秀”虽然假，却或者有观赏性，或者能糊弄人，“啫”却既无观赏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让人恶心。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啫里啫气”，就绝不是在夸赞你了。
6.爱“咋呼”的武汉人
到了北京嫌官小，到了广州嫌钱少，到了成都嫌结婚早，到了武汉嫌嗓门小……这个民谣在市场流传甚广，可见武汉人的大嗓门真是“声名远播”。
武汉男人嘴上功夫甲天下，尤以汉味俏皮话闻名于世，不幽默不开口，开口便滔滔不绝。
初到武汉，跟武汉人呆在一起，便会感觉到武汉人无比的豁达与幽默，久了则不行，发现武汉人像木兰山的木鱼———光是嘴壳子响。这不同于北京人的“侃”，在北京人这里，“侃大山”，可以眉色飞舞，可以气壮山河，可以晕头转向，可以找不到北。虽然侃得是天花乱坠，但好歹还是有点内容，武汉人却不同，那纯粹是比谁的嗓门大，接近于“吼”。
以前，一直认为武汉人总是扯着嗓子说话，是为了追求嘹亮。后来发现，武汉人的嗓门大，且洪亮，还有一定的历史根源，那就是：武汉还是中国响器制造中心。
武汉是三百年来全国铜响器制造中心之一，所生产的汉锣与苏锣、京锣、秦锣齐名，并称为四大名锣。其制造的高洪泰铜锣以“音质纯正、发音洪亮、起手灵活、吃槌省力”而驰名中外。不仅外国的著名乐团以拥有武汉大抄锣感到荣幸，更有一些外国轮船制造厂购买武汉大铜锣作报警器。
长期生活在制造响锣的环境中，说话嗓门大也就不难理解了。说话声音小了根本听不见。反过来讲，武汉人的发音在历史的进程中分贝逐渐提高，声带就包含了响器因素，所以有这种声带的武汉人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响器了。
武汉人说话平素一贯就是口直心快，大大咧咧，毫不遮掩，动不动就爱上火，骂娘，而且吵起架来嗓门特大。这也许与武汉的特殊环境“火炉”有关。
如果是公共场合有人打架，也一定有大嗓门劝架：“吵么事吵，还嫌丑丢得不够！要吵回去吵！关起门来吵！”
如果是马上要下雨，谁家的东西还晒在外面，就一定有人会扯着大嗓门嚷道：“要下雨喂！哪个屋里的东西还不收！是不是不想要了啰！”
爱咋呼的武汉人，可谓俯拾即是。汽车里、火车上，还有商店酒楼，比比皆是。夜深了，该静一静了吧，不，武汉人还要咋呼。不信，你到吉庆街去，到堤角的牛骨头一条街去，一桌一桌的武汉人正甩开膀子，端着酒杯，扯开嗓门喊着、闹着；甚至咖啡厅，也成了一些人“斗地主”、吹牛皮的场所。
仔细观察，越是人多的地方，武汉人越是能咋呼。有些人要的就是这个“味”！
于是，看台上，数万球迷正屏息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不时就有好事者扯开嗓门一声尖叫：“裁判的爹”、“裁判的妈”，引来阵阵哄笑。汽车上，尽是高谈阔论，好不热闹。
这爱咋呼的习惯，说穿了就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搞形式而已。语言大于行动是武汉人的基本特征。从外观看，一般而言经得起面试。但正是语不惊人誓不休。武汉人是张口一个“个婊子养的”，闭口一个“个板马的”（类似王八蛋之意），再加上那洪亮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音节奏和韵律，常常引得旁人的一阵侧目。当然，这也是源于历史遗留的自负感作遂。
因为有了辛亥第一枪，武汉人便常常以“敢为天下先”自负。改革开放后，武汉人在全国拿第一的事也有一些：第一个请洋厂长，第一个搞出资本营运的模式，等等。但是，先天的条件并非就能成为武汉人得以骄傲的资本，也许武汉人在笔试上会有一些问题，笔试才是深一层次的说话，尽管汉腔汉调说得字正腔圆，又具有汉剧之音，楚剧之律的优美真传，但这并不能成为笔试中的决定因素，武汉人似乎有许多地方经不住推敲，具体表现在武汉人长期以来严重缺乏进取心，他们满足于喝点小酒，打点小牌，赚点小钱，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机会主义世界观，遇到真正的说文论道便发生思想性头痛。不乐意听，亦不乐意他人说，大家挤一堆装马虎，但残酷的现实终究是马虎不过去的。
工业方面，武汉的重型机械制造业每况愈下，像武汉重型机床厂这样的企业，它不是几个小摊可以取代的，还有武昌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等，这些重要的工业制造渐行萎缩了，相反的是武汉“水货”遍行天下，足令江城蒙羞，这怎对得住曾经打造出声名赫赫威震华夏的“汉阳造”的先人？武汉至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商品品牌，这与武汉工业重镇之大城市地位严重不符。位居九省通衢交通要冲，水路、公路、铁路、航空东西南北交汇，也没有创造一个好的商贸模式，交通资源一流，却只得到了路桥收费居多的口碑。教育科研远无追赶北京、上海，近又有被西安超越的危机。炒菜放多了芡粉。湖北男人就是欠点实在，你永远跟他隔着一层毛玻璃。这都是因为虎头蛇尾，恒心不够所致。
武汉人恒心不够，就可能导致创新精神的缺乏。以武汉的中餐馆为例，可谓千店一面，鲜具特色。而且跟风之气盛行，川菜吃火了，满城皆是麻辣味；过一段时间精致的广州菜时兴了，满城尽是粤菜馆，再看看武汉本地的鄂菜馆，外地人的评价是：武汉的中餐馆太单调，吃来吃去就那些菜，请客吃饭时简直无法选择，连装修都差不多。好在武汉的资源还够争气，从而促进了武汉商业的发达。
商业发达的一个表征就是它十足的流动性和变化性，这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武汉万商云集，人来人往，风云际会；另一方面，它只是商家们打拼世界的一个临时码头，赚了钱就走，真个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于是，城市的气质里就多了一些浮躁、浅薄与浇漓，少了一些从容、敦厚与沉静。于是，从大寒大热中走过来的武汉人习惯了用他们那喊号子的大嗓门，书写他们人生的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