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自豪地说过：“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此乡。”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本地势力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个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天门商人甚至侨居到海外，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如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丰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城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诸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在全国叫响。虽然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什么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没有达到行业垄断优势地位。
武汉商人总的来说还有经营方式的差异。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连锁制如上面说的，总号设在山西，在全国开设分庄、分号，可形成商业网络。这种较为先进的商业经营方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规模，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武汉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武汉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时遇到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同时还有宗法家族地域观念强弱的差异。一个地域之内的商人在外地有凝聚力，靠会馆、公所。汉口以山陕公所最大，宁波商人有浙宁公所，徽州人则建立了新安书院，徽商聚集的地方形成了新安街、新安市场。湖北武汉虽在外地也建有湖广会馆，如北京的湖广会馆，建筑虽宏大，但以联络官员和读书人为主，商人在其中的作用较少。徽州人宗法家族观念强，湖北帮比较散漫。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就道出了湖北人和徽州人的这种差异以及湖北人的散漫作风：“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州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日读文章。”
武汉商人也没有一致的商业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利好义”，“以义取利”，“贾而好儒”。晋商讲诚信，山西人特别崇尚关公的诚信义气。汉口的山陕公所内有汉口最大的西关帝庙。广东、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湖北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评价。
作为“商家必争之地”和“九头鸟”，外界对武汉市和武汉人有种种揣测。但在商业推广中，武汉又是华中地区“执牛耳”的商贸之都，谁都无法舍弃。
武汉交兵，胜算多大?一位在武汉经商的潮州人周老板说：武汉人蛮精明，我们竞争不过他们。但这里人流量大，货物吞吐量大，加上铺租也不是很贵，生意还是有得做。
说到武汉的商贸地位，有人搬出一句老话：“货到武汉活”。该市商业网点10.5万个，全市人均拥有商业营业面积0.8平方米，居全国第2位。
“我们武汉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根本不缺什么。”武汉市商业局副局长孙朝忠说。武汉已有45个大中型超市、仓储式商场，有4家商业上市公司；国际上有9种现代流通业态，武汉占8种。全球商业巨子纷纷杀入：法国家乐福，德国麦德龙，美国普尔斯马特、麦当劳、肯德基，英国百安居，泰国正大，日本SOGO……争占武汉一席之地。
武汉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商业之都，有人对武汉市场林林总总的商品做过统计：外来商品占80％以上，这80％的商品又以广东货、上海货和江浙一带小商品为大宗，呈三分天下之势。广东的商品在武汉非常受欢迎，因为它的样式和质量好，产品比较成熟，如小家电、化妆品、玻璃制品、灯饰、鞋类等。
武汉跟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在区位上有很大区别，武汉周围500公里没有大城市，说明武汉市的辐射范围比较大，可以说占领了武汉市就等于占领了周围500公里的市场。当一个地方的产品被武汉市民接受以后，一般来讲可以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进入武汉是非常重要的，早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南地区的物资站都建在武汉，到如今，武汉市拥有很好的配送网络和销售网络，第三方物流已有良好的基础。
由此可见，武汉商人如果能把这些地理优势充分利用起来，那么武汉商帮崛起，指日可待。
5.大武汉为什么出不了大富豪
改革开放以前，武汉是中国内地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商业、外贸等经济指标仅次于上海，居中国第二。其工业产值还曾为武汉夺得过全国第四把交椅。然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武汉的总体能力呈下降趋势。南有广州，北有京津，东有沪宁，这些迅猛发展的地区正在削弱武汉对周边的“引力”。近年来，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武汉更处于“东西夹击”的局面中，武汉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国内经济地理形势上，“九省通衢”千百年来给武汉人所带来的优越感，似乎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汉口作为连接南北惟一的通道作用已不复存在。
曾闻名全国的汉正街，熙熙攘攘，经营的都是义乌、温州等外地产品。汉正街是武汉富人最多的地方，也是武汉最早产生富人的地方，然而，一个只是买卖小商品的市场，能出大富豪吗?
武汉人背靠长江，面向汉水，可以说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地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以码头为生的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但是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在码头上长大的武汉人有句口头禅：扯（cē）舵。意思是“调头”、“转向”，武汉人特别喜欢“扯舵”，明明抓住了一个好产品，一遇风吹草动，就放弃、撤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武汉香烟为例，从白金龙，到永光，到红双喜、金双喜、长城，如今又出了个“黄鹤楼”，不知“黄鹤楼”是否能健康长寿。
武汉人的过分聪明还表现在“胆小”上。
外省人有一种说法，与武汉人同行，武汉人决不走在前面，倒不是礼貌，而是走在前面有风险，有责任。
经商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生意越大，风险也越大。但机遇与风险同在。胆小，求四平八稳，他的事业也只能平平庸庸，他也难以成为有作为的大商人。
俗话说，人的知识越多，胆子就越小，因为他顾忌太多，进一步有狼，退一步有虎。只好畏缩着不动。武汉人的胆小，可能就在头脑过于灵光的缘故。
由此，武汉的产品走不出去，而外省的品牌却一个个打进武汉，如家电产品几乎全被外省品牌占领，有人对武汉居民的家庭作过抽查，发现武汉不少新家庭所用的家电产品几乎看不到“武汉造”，99％是外地产品，武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连一个“莺歌”都保不住，而且不少老牌企业都被外省企业兼并或收购。如深圳宝安收购了武汉马应龙，山东晨鸣收购了汉阳造纸厂，浙江苏泊尔兼并了武汉液压阀厂等。
武汉人缺少不安于现状、执着、具有创新精神、能承受风险等基因，而这些基因恰恰是当今中国富人具有的共同特点。
不东不西的武汉既赶不上东南沿岸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又挂不上钩，长期滞后的体制，导致武汉人观念的落后。武汉市场经济的滞后，则变成官本经济的上升，其表现特征，一是凡事等靠要，照搬照传红头文件；二是中游思想，以平均主义为参照系，湖北以前在表达奋斗目标的时候经常会说：好于、快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一味争优惠，不去和发达地区比体制改革，只在比政策优惠；四是曾经辉煌论，总是怀念过去，但是市场经济不相信过去、落后和眼泪；第五就是用行政手段来评先评优，指标也不科学，一些地方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却依然入选十强县市。
其次，是长期受小农思想的影响。以为本土资源丰厚，就等于守着了一个金钵钵，因此武汉人的创业意识差，重国有投资，轻民间投资，然后是重外来商人轻本地商人，想做大就只好出去!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和温州形成了鲜明对照，温州农民没有钱也想办法借钱当老板，武汉人有钱也不愿当老板；温州农民是富而思进，武汉人是小富即安。汉正街的问题最为典型。以前是全国的龙头老大，义乌只是其孙子辈，20世纪80年代初汉正街曾涌现出有名有姓的农民工商业主上百个，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部分偃旗息鼓。调查表明：除一部分走上嫖赌等犯罪道路之外，大部分人创业初期的吃苦精神荡然无存，完全没有承担大风险做大企业的心理预期。如今义乌已远超汉正街，并且汉正街上近一半的经营者都是浙江温州和台州人。
武汉人不像北京人热衷于政治，但官本位思想还是很明显。主要表现为重官轻商，企业优则仕，企业做好了，没有其他办法奖励，那么就提拔你去当官，当官变成了对经商成功的奖励，湖北的沙松冰箱厂，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最早的冰箱厂之一，前期发展很不错，但是出了两万多元的经济问题后，老总连同20多个企业骨干均被处理。他们离开后，企业最终成为了特困企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去的老总和企业骨干，如今却都成了全国各大电器厂家的老总、副老总以及骨干。缺乏有利的土壤环境，正是企业家不愿做大也难以做大的根源。
武汉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基础扎实，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有雄厚的产业基础，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交通、大能源、大钢铁、大汽车、大商业、大高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中部其他省份，甚至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也望尘莫及。但不要说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光是同中部地区相比，在不少方面武汉都落后于中部其他地区。外地人非常纳闷，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武汉什么都不缺，天时、地利俱和，惟独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缺少的是“舍我其谁”的风险精神。武汉经济发展滞后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思想打败的。武汉人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陈旧，缺少敢闯敢干的风险精神。这是长期身居内陆的环境造成的，是竞争机制滞后造成的，武汉商人是否该觉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