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在200多万张选票中他稳居第一，他第一个出场，并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股评家水皮评论道：“说这个结果出人意料，是因为无论中外，类似的荣誉似乎专属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就在本届评选中，情况也是如此，而吴敬琏是唯一的经济学家，以一对九，这个结果多多少少是有新意的。而反过来想一想，以吴敬琏、‘吴市场’的价值以及吴教授数十年来一贯的人格和学风，其他9位又岂能与之比肩，说难听点，没有‘吴市场’这样的市场经济鼓吹者，又哪有9位今日的风光，这便是情理之中的说法。”
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
1月11日，吴敬琏赴上海开会，在飞机机舱里遇到两位中央台记者，他随口问道：“你们去上海采访谁？”记者答：“就是去采访你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旅馆，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
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中央台《对话》节目重播了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插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在网上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辱骂他，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和《财经》同属一家媒体公司的《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它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赌场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赌场”，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 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
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作者提出的9个问题分别是：如果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算不上，那么，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投机者如何创造了社会财富？“买股票”与“炒股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成熟市场上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分析”，包括盛极一时的波浪理论等各种技术派分析，您觉得它们是正常的吗？“水至清则无鱼”，您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股市吗？如何看待美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您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有没有一条代价小一点的道路？您曾说自己不炒股票，也不买股票，如果投资者都如您这般觉悟，发展了10年的证券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假如您是证监会主席，您能完全贯彻您的理论吗？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击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此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全民炒股论”。董辅的意见是“关于全民炒股，我认为是好事”。吴晓求则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全民炒股容易引起决策层的反感，这是具有煽动性、干扰性的用词”。韩志国认为，“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可以试想一下，没有全民炒股，国企解困的钱从哪里来”。
关于“没有规矩的赌场论”。萧灼基批评说：“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样说说还可理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那样说就不严肃，有损形象，令人遗憾。”他进而推演说：“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市，那5 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韩志国说，“（持赌场论者），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关于“市盈率过高”。萧灼基认为：“看待市盈率要考虑我们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商品价格自然会高，还要考虑相关因素，只考虑市盈率不考虑利率是不对的，所以，市盈率很难做国际比较。”董辅则做了比较：“如果比较市盈率，我们比日本的市盈率还要低很多，日本的市盈率要到80倍甚至100倍。”
关于“庄家”。曾经担任《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说：“因为出了几个庄家就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不符合事实……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吴晓求说：“何为庄家？按我的理解，庄家就是主力，就是大户，不能说钱多就有问题。美国市场也有主力，各种基金动辄千亿，不是庄家是什么？主力的作用是保证市场的正常流动，没有主力，没有庄家，证券市场只会是一潭死水。”韩志国说：“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泡沫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也没有市场。”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赌场，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