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帝国主义”一词是我们语境中最为常见也最为可憎的词汇，它既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名称前必不可少的修饰语，又与中华民族近现代一幕幕难以抹去的噩梦紧密相连，足见这一词汇的分量之重。但是，不知是我们原来用错了这一修饰词，还是被修饰的对象现在已经不再适合这样去修饰了，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中，没有人再将“帝国主义”作为“美国”、“英国”等西方强国的修饰语，更没有人将这一词汇挂在嘴边，“帝国主义”一词似乎已经是一个陈旧的陌生词汇，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等的精彩论断，也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英国的一些颇有影响的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人物，现在却以赞赏和自傲的口吻，大谈所谓“帝国主义”、“美利坚帝国”（Imperial America）、“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当今的美国，不仅仅是超强霸主，而且是一个与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完全一样的帝国，声称“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这样，“帝国主义”这一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的词汇，又一次开始震荡我们的耳鼓，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来听这一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的词汇。这一点，不但使那些遭受“帝国主义”侵害和蹂躏的国家的人民感到震惊，就连一些西方大国的有识之士也感到意外，如德国《时代》周报今年8月28日发表的一篇题为《新帝国》的文章称：“帝国主义再次流行，不是作为羞愧难当遮遮掩掩的事实，而是作为公开讨论的计划，这点几乎没人能想到。”
其实，建立一个“帝国”，是美国早就期望的一个梦想。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开国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等人，就曾提出过“伟大帝国”的思想，认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欧洲转移到美洲，美国将占领整个北美，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杰斐逊在建国后更提出，美国要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把欧洲的专制和独裁制度赶出北美，让新领地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联邦，将美国建成为一个“自由帝国”。然而，二战后，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恶行早已使“帝国”一词成为野蛮、残暴的同义词，美国便把追求“帝国”和传播“自由”联系在一起，将“领导世界”的“帝国之梦”掩藏在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大大小小、无计其数的热战和冷战之中，努力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却常把当时的苏联斥为“邪恶帝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天下无敌，“帝国之梦”便又浮现出来，领导世界的“责任感”愈加强烈，充满自信和扩张的欲望。“美利坚帝国”的声音开始响亮起来。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称：“事实上，自罗马帝国以来，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在文化和技术上都处于主宰的地位。”《华尔街日报》编辑马科斯·布特声称：“9·11恐怖袭击不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太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外卷入远远不够，美国的决心和抱负太小，解决之道是美国在制定目标时应更具扩张性，在贯彻目标时更加积极。”他甚至主张美国应该军事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发挥当年英国在这一地区发挥的作用，因为“阿富汗和其他麻烦地区需要类似过去英国那样的开明的外国统治”。10年前曾预言美国会毁于过分的帝国式扩张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也认为，美国目前具有历史上任何帝国从未有过的无与伦比的实力，至少在形式上美国与历史上的庞大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他津津乐道：“美国在40个国家拥有基地和使用基地的权利，在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攻击中，我们的战舰从英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频繁进出。”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出版了《勇士政治学》一书，提出未来的史学家在回顾21世纪的美国时将会发现，美国既是一个共和国，也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截然不同的帝国，因为它是“良性的和善意的”。言外之意，美国不是通过残酷的武力，而是通过经济、文化和政治手段来管理这个帝国的。
“新帝国论”的鼓噪不只是在学术界和新闻界，在政界也大有人在，在布什总统及其身边的新保守派那里，随时都能听到这种论调。还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幕僚，也在狐假虎威，时不时地抛售“新帝国论”。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伯，他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长篇文章，大肆鼓吹以“新帝国主义”来拯救世界。罗伯特·库伯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群体：第一类是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二类是前殖民者组成的“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库伯认为，由前殖民地构成的失败国家群体是动乱和威胁的孳生地，主张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由“后帝国”对外输出稳定和自由是可取的。“新帝国论”基于殖民主义的观念和逻辑，主张后现代国家集团应习惯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内部通过法律和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欧洲、美国以外的前殖民地国家，则应采取前一个世纪的丛林法则——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以及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时所需要的任何办法。不仅如此，“新帝国论”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列为危及世界安全和稳定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群体，声称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新帝国论”将欧洲的联合归结为“自愿帝国主义”，称后现代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的远景，并且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贴上了“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为使新帝国集团干涉临近地区的事务合法化，“新帝国论”又炮制出“邻国帝国主义”的概念。此说以巴尔干地区的战乱和不稳定为依据，认为后现代国家集团不仅应当派出维和部队和国际保护部队，还应提供警察、法官、典狱长、银行家等，同时还要监督和组织选举。简言之，新帝国集团只要凭借“邻国帝国主义”的信条，就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邻国地区事务，甚至包括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二、“新帝国论”的实质
与当年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需要为殖民化和侵略扩张寻找借口如出一辙，现代的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也需要有某种理论包装和舆论造势。这种自称为“新帝国憧憬”的鼓噪，给老殖民主义的僵尸披上时髦的外衣，很显然，“新帝国论”的实质是在为新时代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鸣锣开道，为“先发制人”的军事扩张战略寻求理论依据，它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潮流背道而驰，更与世界人民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相违背。如果按照“新帝国论”的霸道逻辑和丛林法则行事，世界必将动乱无序，以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将被肆意践踏，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将更加肆无忌惮，大行其道。
在“新帝国”的对外战略中，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自由之声”电台和电视节目不断播发着“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制造内部颠覆和社会动荡，是军事手段之前的惯用伎俩。
“新帝国主义”的又一战略是操纵传媒，麻痹民众，使帝国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对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帝国的高新技术战争大加吹捧。覆盖全球的“新闻”报道，将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则描述成是必须惩治的“侵略者”和“恐怖分子”。cNN、ABc、CBS、PBS等等强大的帝国宣传机器的任务，就是让美国一般百姓在美国杀戮其他民族时深信那是在消灭魔鬼，从而在道德上感到舒适。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一个胖胖的、慈眉善目的、道德高尚的、信基督教的美国中产阶级老头，躺在沙发里，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看着cNN，一边打电话给电视台的热线，表示坚决支持英勇的美国军人消灭那些“凶残成性”、“野蛮退化”的“魔鬼”，每一次消灭“魔鬼”的行动都更让他感到令他肉体舒适的奢侈生活得到了保障，也更让他感到令他精神舒适的道德优越感得到了满足。
19世纪赞扬传统殖民主义的人认为：“殖民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种义务。无论对整个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殖民都是一种责任，一种将自己从天上获得的力量与好处扩大到全人类的责任。殖民之所以必须进行，因为殖民是大国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今天，“新帝国”的主人们同样认为，将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像救世主降临般地推广开来是这个21世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肩负的义务。这种观点与19世纪认为殖民化将“服务于全人类”的论调如出一辙。可见，“新帝国主义”是对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旧秩序的复归，“新帝国”正在拾起当年殖民主义的老手段，以政治、军事的手段，强迫“后发国家”就范，强迫它们接受西方的剥夺和压榨，变成西方廉价资源与产品的供应地，剩余商品的消纳场和帝国的垃圾站。“新帝国主义”的再殖民化正在开始，对伊拉克长达十多年的制裁，仍不能让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就范，于是，对储藏着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拉克的直接的入侵和占领，就很自然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新帝国论”已经不是纸上谈兵的学术理论，而是已经以各种名义开始实施的一系列现实行动，从克索沃战争一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无一不显示出“新帝国”的“英姿”。“新帝国”的幽灵其实早已游荡于世界各地，因为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有“自由帝国”需要捍卫的利益。正如德国《时代》周报的文章指出的：“现在，在21世纪初有一种新的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行动。阿富汗、伊拉克，还有利比里亚，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受保护的巴尔干——其形式根据情况的不同从人道主义干预到军事占领政权，但都是处于外来人监护之下。开始是美国人来实行监督，然后又是缩写形式为联合国、欧盟或北约的‘国际组织’。‘西方’一直是最终拍板的主管部门。对未开化民族的抚养义务似乎重又落到了更早一点自称是文明世界的那些人身上。同时，美国统治的范围已为人所认识。在一本关于美军的书内，记者达娜·普里斯特将五角大楼的全球5个地区军事指挥官描述为‘帝国总督’。”看来，现在，不管我们乐不乐意使用“帝国主义”这一词汇，而在“新帝国论”的喧嚣者们看来，称得上“帝国主义”，乃是一种难得的“褒奖”。
众所周知，美国在向西扩张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之一，美国的西进对白人来说是“自由的扩大”，而对印第安人来说则是家园的毁弃。菲律宾人在美国占领初期也是饱尝了杀戮和歧视。越南战争更是美国对外征战史上最为可悲和耻辱的一页，还有今天伊拉克战争的毫无法理性，等等，所有这些，都几乎摧毁了美国的立国基础和道义神话。其实，无论美国乃至英国的精英们如何阐发新帝国的合理合法，无论“美利坚帝国”的理想多么“崇高”，“帝国”就是“帝国”，不论它打的是“捍卫自由”的旗帜，还是声称为了完成所谓“白人的责任”，或是要“解放”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帝国”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征服、奴役、杀戮和歧视，必然伴随着霸权主义及其所导致的国际关系中的极权主义，也自然会伴随着对世界人民自由民主的根本侵害和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警惕和反对“新帝国论”的原因和理由所在。
参考文献
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王立新：《美国：优越感根深蒂固帝国论花样翻新》，《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
朱梦魁：《警惕“新帝国论”》，《人民日报》2002年4月26日。
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美国研究》季刊2002年第3期。
（原载《浦江纵横》2004年2月刊）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