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属东方，互为近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贡献。中伊两大文化有着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以儒家思想为轴心的中华文化宣扬“敬天法祖”、“天人合一”、“中庸和谐”、“吾道一以贯之”等人文精神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等伦理思想；以“认主独一”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宣扬“敬主顺圣”、“和平中正”、“正教贵一”的人文精神和“敬主爱人”、“乐善好施”、“自省自强”、“劝善戒恶”、“诚实坚韧”等伦理思想。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1）天人合一；（2）以人为本；（3）刚健有为；（4）以和为贵。”这几点恰好与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的几项主要内涵相合：第一点相当于“认主独一”思想；第二点相当于“大地代治者”思想；第三点相当于“吉哈德”思想；第四点相当于“和平”思想。足见二者在基本人文精神和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作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人，应该能够以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较为准确地理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不应借道西方，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来了解伊斯兰，解读伊斯兰。如果我们抱着认真求实的态度，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和目光，在中华文化的视阈中来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解读包括“吉哈德”在内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诸多理念，就会发出许许多多与西方不同的声音，自然也就不会赞同以“圣战”来表述“吉哈德”这一极富东方民族精神的文化理念了。
考察一下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史，就会清晰地发现，类似伊斯兰“吉哈德”的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中贯穿始终。先秦《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有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论语》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修己安人”、“克己复礼为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诗人屈原有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国时的诸葛亮有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大思想家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代大儒顾炎武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鲁迅先生有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心寒荃不察，我以我血溅轩辕。”李大钊烈士有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种“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向上、与时俱进的理念，是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之魂，其思想内涵与伊斯兰文化的“吉哈德”理念极其相似。千百年来，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献身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战胜无数内外敌人，历经无数艰难困苦，终于在今天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正是“吉哈德”的精神和理念，鼓舞和激励着广大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战胜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指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毁圆明园的英军将领戈登就死在苏丹人民抗英斗争的“吉哈德”的大旗下。
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来理解作为伊斯兰文化基本精神之一“吉哈德”，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令我们感到格外熟悉和亲近的极富东方民族精神和东方文化品质的独特理念，“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君子慎独”、“明心养性”，“修身齐家”、“厚德载物”，这就相当于对自身的“吉哈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民请命”、“兼善天下”，这就相当于口诛笔伐、劝善戒恶、推己及人的“吉哈德”；“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相当于保家卫国的“吉哈德”。
四、构建中国的“东方学”任重而道远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却很少有人将中国文化与相邻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比较。这使得近现代的中国学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言必称西方”成为各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有些学科领域中甚至几乎失去了中国人应有的原创精神，简单地移植西方观点成为我们时髦而领先的学术，在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乃至媒体描述方面，我们更是深深地陷入西方精心设计的“东方学”里。例如，“中东”（Middle East）一词所指，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中东”而是“中西”，虽然我们知道这是西方的术语，约定俗成，借用无妨。但问题却不只是术语的借用和在一个名词术语上的错位，而是内容的机械模仿和移植，是在错位的术语统领下内容的全盘错位，所谓的研究，也只是在欧美“东方学”的框架内兜圈子，连篇累牍地拼凑和重复着大量西方的话语，这就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有意无意地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以致使我们的西邻阿拉伯也真的成了我们的“中东”，于是也就很自然地远离本土，远离自己本该拥有的话语，顺理成章地进入西方的视阈，跟在人后，驾轻就熟地运用“圣战”（Holy War）、“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等西方词汇，解读着“吉哈德”、“乌苏里耶”等一系列内涵丰富的东方理念，解读着“中东”的阿拉伯和伊斯兰。
有鉴于此，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己的“东方学”和“阿拉伯学”体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我国“东方学”及“阿拉伯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朱威烈先生所指出的：
必须郑重指出的是，东方学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却都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比如，殖民列强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行为提供合法证明的有关伊斯兰和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很多就是来自东方学研究，而东方学的话语也确实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权力话语，或者说，其内在的一致性，其严格的程序，都是为西方读者、西方统治者和消费者设计的。即以冷战开始至今对中东事务卷入最深的美国而论，为其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建议的中东问题专家们，大都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他们惯于运用东方学的话语，从东方学的一些老旧观念出发，去描述那里的矛盾、冲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会现象，作为政策建言的依据，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则。20世纪90年代，用这种传统东方学思维方式和话语，来对当代世界场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解释的最激烈也最有名的，当首推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而紧随其后的费兰西斯·福山、保罗·约翰逊则又进一步鼓噪，扬言“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绝非为时过早”。于是，19世纪那种殖民主义模式——为使欧洲人在商业上获利，必须使东方国家重新恢复政治秩序，到21世纪前后又一次甚嚣尘上，使超级大国的决策者、传媒的眼光一下子转向了东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在构建我国中东地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待传统东方学的态度，只能是批评继承，即要用审慎的眼光去详察、评估它庞大的库藏和遗产，做好扬弃工作，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形成我们与欧美东方学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客观公正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地位和特色。
当今世界，媒体舆论十之八九操纵在西方手中，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公正的国际舆论秩序，政治上的双重标准也体现在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方面，话语霸权，弥漫全球。西方媒体在报道包括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东方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集权制东方”、“共产党中国”等这类特殊话语，歪曲和不实之词频频见诸报端。在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中，更是常常使用“伊斯兰圣战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好斗分子”、“伊斯兰极端分子”、“伊斯兰恐怖分子”等等词汇，这种新闻用语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即穆斯林，都是惹事生非的狂热分子，他们喜欢用暴力挑起冲突，对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是个威胁，而伊斯兰教也是一种倡导恐怖暴力、宣扬极端好战思想的宗教。于是，“没有人不会注意到‘东方’是怎样总是代表着威胁和危险”，“种族主义、文化定见、政治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意识形态之网压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看来，要建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方学”和“阿拉伯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花大力气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体系，还要花大工夫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诸如“圣战”、“中东”这类我们业已从西方承袭过来的大量术语，虽然不必也不再可能以新的语汇另加更换，但对其中所包涵的大量以讹传讹的误导，却需要做一番艰苦的匡正工作，以尽可能消除那些片面的、不准确的误判和偏见，用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发言。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东方学”和“阿拉伯学”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对于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促进我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倡导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增强世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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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站在远东看中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载《外语与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