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法典，圣训则是对《古兰经》根本大纲的具体阐释，是穆斯林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细则。圣训不仅在伊斯兰教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学术上也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因而历来不仅受到穆斯林的推崇，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圣训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包括对圣训正文真伪的考证、等次的划分以及对圣训传述人生平事迹、人品道德的考察，形成了伊斯兰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科一圣训学。由于圣训的重要性，使得圣训学也历来受到伊斯兰学术界和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德国东方学家艾斯伯尔克在研究了圣训学之后惊叹地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人物传记学领域的建树像伊斯兰民族在圣训学中的建树一样。伊斯兰民族在圣训学这门伟大而独特的学科中，详尽地研究了多达50万人的生平事迹。”
圣训作为穆罕默德23年间对伊斯兰教言传身教的记录，是伊斯兰教义、教法、《古兰经》注疏的重要依据，也是穆斯林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宗教学价值，是伊斯兰教诸学科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它不但是圣训学研究的具体对象，而且是教义学、教法学、经注学等诸多学科所依赖的重要根据。同时，圣训不仅是一种宗教典籍，而且也是伊斯兰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之一，它对伊斯兰文化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伊斯兰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因而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具有重要的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价值。圣训对于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学、语言、哲学以及穆斯林各民族的民俗社会、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了解圣训，就不了解穆罕默德，不了解伊斯兰教，不了解伊斯兰文化，也难以了解阿拉伯及伊斯兰各民族的民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这就像不了解《论语》，就不了解孔子，不了解儒家思想，也难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因此，介绍和研究圣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如宝文安、买买提·赛来两位先生所说：“圣训的介绍，将有助于研究我国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伊斯兰教，进而准确客观地了解和研究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
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在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时，一些圣训的阿拉伯文原文就已传到中国。这一点，可以从泉州、杭州、扬州等伊斯兰教早期传人的沿海城市遗存至今的一些阿拉伯文碑刻中得到证明。在中国穆斯林传统经堂教育中长期开设的13门课程中，有一门课程叫做“艾尔白欧”，实际上就是圣训课，是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本。另外，一些地区的清真寺中还选讲圣训选本《米什卡提》，该选本原名《麦萨比哈》（《群灯圣训集》），圣训学家艾布·麦斯欧德·白格威（1044～1122）辑录，收录圣训4434-段，波斯圣训学家瓦利丁·海推布于1336年又增补了1511段，称为《米什卡提》（《灯盏圣训集》）。
不过，圣训的汉译，直到明清时期，在一些回族学者的汉语著作中才有零星片段的译文，例如王岱舆（约1584～1670）的《正教真诠》中就有一些圣训汉译，如：“圣人云：‘习学者，穆民男妇之正制也。’”这段圣训现在一般译作“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主命”。马注（1640～171 1）、刘智（约1655～1745）等的著述中也有一些圣训片段的译文。而圣训的正式选译本在民国时期，才有庞士谦先生（1902～1958）译的《脑威四十段圣谕》（1947年北京黎明学社发行），该集是著名圣训学家脑威由《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两大圣训集中选编的。解放后，选译本有马宏毅先生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50年北京黎明书社出版），宝文安先生和买买提·赛来先生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及陈克礼先生译的《圣训之冠》（台湾出版）等几种。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宝文安、买买提·赛来两位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从《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两大圣训集中选编的另一圣训选本《圣训玑珠》（选编者为穆罕默德·夫瓦德·阿布杜·巴基，1977年科威特时代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中国伊协在北京出版阿拉伯文版，该选本也已有马贤先生的汉译本问世（2002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陈克礼先生所译《圣训经》中，也有一些圣训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陈译本《圣训经》在台湾以《圣训之冠》为名印行。可以说，前述各位译者，庞士谦先生、马宏毅先生、陈克礼先生、宝文安先生、买买提·赛来先生、马贤先生等，都是我国圣训翻译工作的开拓者，在我国的圣训译介和研究领域中发挥了凿山开石的作用。
然而，我国的圣训译介和研究工作还很薄弱，对圣训学的研究，更是几近空白，迄今尚无一部圣训学著作问世，圣训学的诸多术语名称尚无相应的汉语表述词。前述9大部著名圣训集也是迄今尚无一部有汉语全译本。
有鉴于我国在伊斯兰文化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方面的薄弱以及圣训的重要性，我们不揣冒昧，于1999年开始着手翻译《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长期以来的愿望，而且也是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的需要。当我们这个译本的翻译工作进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得知，《布哈里圣训实录》汉译本已列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其第一部（康有玺译）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和振奋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对于这部伊斯兰文化名著的重视。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中辍翻译工作，而是继续坚持了下来，直至今天终于全部完成了《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翻译，并且希望将这个译本也出版发行出来，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如下方面的考虑：
首先，《布哈里圣训实录》作为伊斯兰文化至关重要的一部名著，是仅次于《古兰经》的基本经典，是伊斯兰文化诸学科的源泉，对整个伊斯兰文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中，其地位恰如《论语》在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部名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译本，并无不当。而在今天我们完成全部译稿并即将付梓之时，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只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二部于2001年出版，译至《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97章中的第54章，即在7563段圣训中的译至第2734段，其余部分尚有43章共4826段圣训，不知何时译完出齐，因此我们的译本实际上有幸成为《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的第一个全译本。
其次，事实上，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术文化界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以宏大的气魄，大量译介了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名著，许多哲学、文学名著，大都有多种译本。不同风格、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译本，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对伊斯兰文化名著的译介，与对西方名著的译介相比，起步较晚，相对薄弱，许多一流的名著至今尚无汉译，更谈不上有多种译本。《布哈里圣训实录》在我们这样的泱泱文化大国，有多种译本应是一件合乎情理的好事。
第三，《古兰经》的汉译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自1927年第一个《古兰经》汉译本问世至今，已有12种汉译本在海内外问世，译者大都是学识渊博、译技高超的著名学者，各译本也是见仁见智，各具特色。不同风格的《古兰经》译本，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为我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哈里圣训实录》因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有多种译本，也有着同样的意义。
五、余论
在历经长达7年多的艰苦努力后，《布哈里圣训实录》的翻译终于全部完成。期间的甘苦辛劳，只有译者自知，此处不必言传。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
第一，在翻译过程中，就“信、达、雅”三个方面来说，我们始终追求“信”的到位，未敢稍有藻饰而失“信”求“雅”之意，整个译本基本上全部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不增己见，不减原文，这个译本，我们自信做到了“信”，而且基本上也是“达”的，至于“雅”则不敢自夸，一定还有较大的距离。我们认为，作为经典名著特别是宗教经典的翻译，“信”是非常重要的，若无“信”，再“达”再“雅”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忠实原文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比如开篇第一段圣训，我们的译文是：
据欧默尔·本·罕塔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求真主赐他吉庆与平安）说：“一切功修，全凭举意，每个人将得到他所举意的结果。为了获得现世的利益或为聘妻而迁徙的人。其迁徙归于为之而迁徙的目的。”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中本则圣训的译文是：
欧麦尔传述：我听安拉的使者说：“任何行为都取决于动机。每个人都可获得其动机所导致的结果。一个一心获取现世享受或为娶得一位妇女而努力者，其努力不会付诸东流”。
这里，后者将本段圣训中一个关键性的词“迁徙”译为“努力”，我们认为有失原意，因为这段圣训所讲是有具体针对的历史背景的，即公元622年先知及其追随者们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历史事件。圣训要说的是，真正的迁士们为了真主而迁徙，但也有人是为了尘世的利益而迁徙，比如是为了追聘一位妇女而迁徙。因此，将原文中的“迁徙”译为“努力”，“雅”则雅矣，却显然是失“信”，“努力”可以说只是这段圣训的一种引申意义，而不是原意。这里引述以上译文的意思在于说明，我们坚持的是直译，并无贬低别人的意思，译事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
第二，除原文的译文之外，在某些容易发生误解或费解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地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不过这些注释并不是太详尽的。实际上几乎每一段圣训都应当加注，只是限于篇幅、体例等诸种原因而难以做到。
第三，《布哈里圣训实录》版本众多，本译本主要根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赛俩目出版发行社1997年的最新校订本译出。同时，还自始至终参阅了《创造主的开拓》（Fath Al—bari）、《读者之柱》（Amudat Al—qari）和《夜行者的向导》三种大型注本以及穆罕默德·穆赫辛·汗博士（Dr．Muhammad Muhsin Khan）的英译本（土耳其安卡拉HOLAL YAYINLARI1976年版），还查阅大量其他注本和有关资料，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第四，在翻译、校正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方面许多人士和朋友的热心鼓励、支持和帮助，如我们的同窗好友韩建国先生、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白润生教长、上海阿敏生物公司总裁苏翰先生、上海英华美学校尉艳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回达强先生等，他们都从不同方面给予我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翻译、修改、出版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研究院通讯院士、埃及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主编朱威烈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当我们把完成的初稿交给朱先生征求意见时，朱先生认真浏览了译稿，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包括人名翻译的用字规范、注释的增加等等，朱先生还特别强调了要严格忠实原文。之后，我们又按照朱先生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朱先生对修改稿又进行了抽样审阅。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朱先生还将这个译本列入由他主持的阿拉伯古代经典翻译丛书，从而使本译稿得以顺利出版。在此，特向朱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对前述各位先生以及其他所有对我们翻译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而未能在这里一一提及的各位人士和朋友表示真诚的谢意。
第五，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这是一部非常难译的古典名著，译文中肯定还会有各种欠当甚至错误之处，恳望海内外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祁学义 丁俊2002年9月初稿于兰州，2004年5月二稿于上海，2005年12月三稿于兰州）
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