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真实也罢，夸张也罢，都是在向人们表明：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她是会有一些惊人的作为的！嗜酒狂和慕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证。
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就要与健康相一致，与我们所爱的人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几乎使人无限度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致逾越界线，有些则不然。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他是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对这一强烈的爱好有什么限制。而如果他有妻儿，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必须对此多加限制。即使嗜酒狂和饕餮之徒没有社会的束缚，从注重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健康相背，片刻之欢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痛楚。
任何强烈爱好，如果不让它们成为痛苦的根源，就必须让它们处于某些特定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之物是健康，对自身才能的总的把握，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以及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对待妻儿。一个人如果为下棋而牺牲上述特宗之物，他在本质上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我们对这样的棋迷没有严加谴责的惟一原因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且只有才能非凡的人可能钟情如此高等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运用于这些事情上，一个白天干活时便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弈棋而丢下工作的棋迷就丧失了节制的美德。
据书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战功卓著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然而到颁发奖章的那一天，他却沉溺于一盘棋而断然不出席授奖仪式。我们很难说出托尔斯泰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赢得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要是小人物这么做了，那或许就成了一件傻事。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我们应该承认，有些行为变得如此高尚，以致于为它们牺牲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为国捐躯者，如果撇下妻儿，一文不名，他是不会受到指责的。人们亦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而埋头于实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获得了成功。然而，如果他从没有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骂他是个怪人。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没有人能预知成败。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千年内，一个追求圣徒一般生活而抛下其家庭的人备受人们的赞誉，虽然在今天，人们认为他应该为家庭做点事情。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纳健全者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差异。一个过分发展子单一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长久的苦恼，他时记得在求躲避无法摆脱的忧虑与恐惧。这对嗜酒狂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鬼灵般的忧虑与恐惧，那么他们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惬意。正如一位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要嘛滴酒不沾，要嘛一醉方休。”这正是所有过度和单一的强烈爱好的典型。
在这样的爱好中，被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酒精麻醉方式获得的忘却，迥然不同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取得的忘却。鲍洛有位自学中文的朋友，也是为了忍受丧偶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其忘却却得自于一项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样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提倡。
人们从酗酒、赌博或别的无利可图的兴奋事情中寻求忘却，当然，还有种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如果一个疯狂的人感到生活百般无聊，他上飞机或山顶去冒险，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如果他的冒险有益于大众，我们便会敬重他，反之，我们只会将他看得略胜于赌徒和酒鬼。
真正的热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让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对他们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总忙于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当然这种知识与学者们的知识有天壤之别，前者来自于孩子们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健体壮，小动物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其热情。
一只在陌生房间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没有闻到一丁点耗子味。一个从未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是很快乐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取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多缘于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类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饿了，他便去打野味，这自然是听命于直接的冲动。一个每天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亦受到同样冲动的驱使，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冲动下的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时即刻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愿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吃了早点，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降临，而工作就是解救未来饥饿的手段。
冲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则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中间，甚至集体的活动（就其存在而言）都是自发的冲动的。当部落要去打仗时，铁鼓便振奋军威，激起斗志，激励着男女老少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事业则不能这么处理。
当一列火车必须在某一时刻启动时，人们不能做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驾驶员和信号员。他们必须各司其职，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换句话说，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任何冲动，而仅仅看重活动的最终报酬，大量的社会生活均有相同的弊病。人们相互交谈，并不是出于任何聊天的愿望，而是为了从合作中得到某些期待中的最后好处。
生活中，文明人时刻都受累于那些对冲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一时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肆意流露；而如果他正感到悲哀，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流泪哭泣，以免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遭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热情难以维持，不断地约束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尽管如此，一旦对自发的冲动不加某种程度地约束，文明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因为自发的冲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需要的高度复杂的合作。
为了逾越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他有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很好地改善，但人的体力却较难衡量。不过我怀疑，现在健康的体力是否与以前一样强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我不打算就此追本溯源。然而这一问题也有个人的和心理上的一面。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而维持着其热情，而其他许多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比起必要的工作来，热情要求更多的精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有关促进这一平稳运转的种种因素，我将在后面作更多的论述。
对于女子，虽说现在优于从前，但是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热情由于受不正确的体面观的影响而大大减退了。女子对男子颇感兴趣，或在太庭亡众面前活泼有余，都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女学者不会对男子产生兴趣，而且她们往往对一切不感兴趣，或许除了行为端正以外。
传授这种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在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尤为如此。她们对体育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持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女人，她们抱着敌视态度。她们深信，其他女人决没有她们那么体面和规矩。她们炫耀自己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却自视为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千百年来与女人有关的道德说教而成为压抑制度值得怜悯的牺牲品，她们却没有认识到那种制度的罪恶。
对这种女子，胸襟狭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越的圈子里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建议他去租房，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一意识从根本上包含了对生活热情的摧残。他会发现，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其心胸的萎缩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合理的女子美德之间不存在差别，或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热情的幸福与健康的秘诀，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对女人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