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批评家沦为“商业书评人”。从目前文学批评界的人员构成来看，基本是一些在高校承担文学课程的教师和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再加上几个作家、一些出版社文学图书编辑或报纸文化副刊的编辑，还没有出现大量的职业性批评家，因为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虽然设置了创作研究室，但由于缩编减员等原因使得专门的文学创作研究人员少之又少。在这有限的批评家中，他们撰写的相当一部分批评文字实际上是配合出版商图书宣传的广告性文字，特别是那些本身是少儿图书编辑的业余批评家的文字则更是直接的“王婆卖瓜”。更为可笑的是，有的文学评论家还打着促进“阅读推广”的牌子，专给那些为其提供了活动经费的出版社宣传出版社库存的图书（这些文学图书之所以库存很大的原因是质量不高，品位不高），或者专给那些想让自己的文学图书获奖的编辑和作家做“吹鼓手”。再加上有些文学图书的策划、编辑、写作和评论是由评论家一人承担的，评论家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因此可以说，严肃的学术性文学批评是万万不可能的。寄生于报刊的商业性书评的写作程序很简单，出版社出了书，为了扩大发行，就要宣传和炒作，责任编辑拿着小红包找人写书评，书评写好后责任编辑再去买报纸杂志的版面刊出。有的书评人对真正的经典和优秀作品不闻不问，只是为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的书叫好，不管这书是好是坏。杨鹏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尖锐地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成为出版商（国营出版社及个体书商）的附庸，在数百元‘润笔费’、‘车马费’等蝇头小利的诱惑下，成为出版商们的‘职业书评写手’。”而且，“越来越少的研究者变成了大大小小以推销图书为目的的‘作品研讨会’的‘会虫’，许多‘会虫’有时连书都没有看过，就可以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即兴发表一通貌似惊人的‘高论’”。评价客观又到位的书评对好书的推荐是有意义的，但某些商业性书评会削减文学批评的力量，如果大行其道，则会使文学批评失去针砭时弊的勇气，而堕落为帮闲式的吆喝。
三是批评家成为商业化文学“代理人”。2005年10月25日，南京作家黄海光的长篇小说《溱湖鸳梦》在京举行评估会，同时作者为自己的作品征聘文学代理人。商业绣球抛出不久，暨南大学现代文学国际研究中心学科某带头人即应聘成为该作品的“文学代理人”。在儿童文学界也有评论家成为代理人的。如有人就为美国娱乐教育电视剧《芝麻街》的“首席作家”。事实上《芝麻街》并非优秀的经典的美国电视剧，它不过是美国“教育娱乐化”的最典型的例证，这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儿童教育节目”推出了创作者所信奉的“娱乐不仅不会影响学习，而且学习和娱乐是难以区分的”教育理念。尼尔·波兹曼在《娱乐乐至死》里就不无嘲弄地指出，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在黄金时段的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不是因为所谓的教育功能，而是因为它一流的表演。他还这样说道：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父母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父母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芝麻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和流行在美国社会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尼尔·波兹曼的这些看法证明了，《芝麻街》这样的所谓的“教育电视”节目是否有真正的正面教育价值，在美国就受到了来自教育界、文化界的多方面质疑。
二、文学批评坚守的维度
电子媒介改变了文学生产与传播的方方面面，对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及内部结构也产生了诸多影响，但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时代和电子媒介文化这一外在场景，因此，一味地去否定电子媒介及其所传达的技术思维与其所强化的工具理性，显然是不合时宜，也没有必要的。文学创作也好，文学批评也好，在转型之期保持自己的基本的美学维度和伦理维度才是当务之急。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越来越强，文学批评面临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多，对文学批评的一个焦点是“批评的越界”，即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提出质疑；对文学批评的批评另一个焦点是“批评失范”和“批评腐败”。后者的声音更为强烈￡·孙绍振曾撰文尖锐地指出：“文学评论腐败，令人痛心疾首。它使文学评论失去可信性。很大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早已脱离了广大读者，变成了台里的喝彩。”孙绍振的批评无疑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批评界确实存在“话语霸权”，比如在学院批评家里就存在“学术霸权”的现象，他们有的滥用文学史的使用和书写之权，有的利用学术批评机构和大学讲台这样的公共资源，来行使他们的话语权；在作家协会和文联里就有一些批评家利用系统内的报刊和文学评奖行使自己的话语权；而且中心省份和大城市的批评家占据着文学批评的要职，他们可以任意地参与炒作或封杀作家或排斥外省、边缘城市的批评家。前些时候鲁迅文学院和《文艺报》举办的“批评家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研讨会上，就有批评家提出了“批评要平等竞争，多层对话，形成规范，批评权威不能只靠职责便利和话语平台来树立，文化中心要关注和倾听外省的声音，就像俄罗斯和法国那样，外省的声音应该成为文化质感和文化自信的标志”。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话语伦理”的问题，反映了文学批评界确实存在着不公的现象，但文学批评背后的不公不但关联着电子文化，而且也关联着电子媒介时代批评对批评职能和批评责任的坚守。
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因此，历史沧桑变化中的个体的存在及其命运，应被常常作为社会良心的文学所关注。面对着历史的逻辑与伦理观念时常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分裂，文学曾经发出严厉的质询，或者意味深长的叹息。萨义德认为“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文学批评亦然，作为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就是要发现美，追寻美，体现人的关怀和对良好社会秩序建构的理想。文学批评要杜绝“腐败”，要解决“失范”问题，就要建立起文学批评的美学的、伦理的尺度，而这就要求：第一、要坚持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第二、要坚持文学批评的艺术伦理。这二者意味着文学批评，第一要对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为优秀作家和作品鼓与呼。蒂博代的《六说文学批评》中有一句话：“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文学批评的职责不是一味的寻美，也不是一味的求疵，而是在求疵中寻美。而在求疵中寻美除了要坚持艺术的标准外，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从现实出发，以历史的眼光和倡导先进文化的高度来严肃地审视作家作品。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大量阅读和审视，剔除粗陋的赝品，发现好作品，推出好作家。所以无论是来自大学的“学院派批评”，还是来自作家的批评，还是作家协会和文学机构的专业批评，都要自觉地关注优秀作家和作品，为优秀作家和作品鼓与呼，从而为真正的属于人民的高雅的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第二是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追求文学的精神。所谓“文学性的思考”，如杰拉尔德·格拉夫所说，即“对文学作品进行探究的同时，还要思考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作用、文学的职责”。文学批评的视角是多维的，文化批评对文学建设并非没有效果，关键是文化批评是否只是单纯的“借文学说事”，如果是属于文学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当文化批评最终落实到了“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那么它就能有效地解读文学的形式及其以外的一些问题，就会避免文化批评只是一种文学的“证伪”。弗莱认为文学批评有“内在的批评”，也有“外在的批评”。“内在的批评”主要是对文学结构、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审美批评，“外在的批评”主要是对文学文化场域的外部考察和分析，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内在的批评”和“外在的批评”的统一，“我们不能把文学与一个社会中其他的话语割裂开来，在文学之外能找到文学的东西，而在文学之内也能找到非文学的东西”。巴赫金就认为文学批评寻找文学的特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才有意义，他还认为使文学和文化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单纯的审美批评或者单纯的文化批评都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揭示文学的真相。同时，巴赫金也认为文学和批评都在寻找真理。无疑，批评家坚持批评要落实到“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在批评中坚守文学的精神是一个关键，只有落实到了文学性的思考的层面，批评家才能与作家进行平等对话，批评家才能和作家一道展开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与道德的对话，文学批评才能引导文学创作对高尚精神世界的追求。
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既要对文学内部的结构和形式进行分析、阐释和解读，包括批判和否定，又要和文学创作一样保持道义感，批评家要有艺术良知，要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趋附于流俗，趋附于文学之外的利益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和艺术伦理是统一的，文学批评不能只要艺术底线，而忽视批评家的道德感和文学批评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和责任感的坚守。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批评无疑是和社会道德建设有机相融的。一句话，坚持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和艺术伦理，就是坚持文学批评的社会公正性，树立文学批评的社会公信力。
电子媒介时代，众声喧哗，多元主义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自由的氛围，但多元主义也可能走向“绝对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也可能消解主流的声音和主心骨的意志。总之，电子媒介时代需要和谐的文学批评生态，而和谐的文学批评生态的建构是需要批评家和作家的合作与对话，也需要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平等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世界浪潮来临、文化多元化和文学多元化的语境里，文学批评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甚至面临着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和电子媒介的挑战，但是批评家只要坚持了正确的美学标准，坚守了自己作为社会良心的立场，作为文化守夜人的身份，文学批评就会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就会在文学发展与和谐的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自己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