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从前几年“80后”崭露头角起，文坛似乎就发生了很激烈的代际冲突。首先就是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对主流文坛开炮，而主流文坛则出现了两种回应：一种是少数几个与书商紧密配合的书评家的赞誉；另一种是大多数已经成名的作家对“80后”采取了抵制，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有些老一代作家干脆不把“80后”的创作看做是文学，而且媒体也一度以“写手”来给予命名。可以说在对待“80后”作家的问题上，在作家协会、文联体制内成长起来的主流文学界差不多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去年12月，当代四位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应邀与暨南大学学生展开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对话，据说现场引发了一些争议。媒体报道，文坛“四腕”因拒答“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的追问，被暨大学子批“没礼貌”。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自然是中壮年作家中优秀的几位，但尚不能完全代表主流文学界，他们的傲慢无礼的确是非常不合适，也缺乏基本的礼貌。暨南大学学生对他们有所反感是很正常的。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当前主流文学界一种典型的心态，即瞧不起年轻一代的作家，把自己看成是文坛不可颠覆的精英偶像和权威人士。这种心态其实是不正常的，“80后”也好，“90后”也好，文学总是一代新人换旧人。那些今天已经成名的老作家、大作家大可不必那么高傲，看不起年轻的一代。
那么，当前文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激烈的代际冲突呢？说到底与当今时代的文化特征及电视、网络这两种电子媒介有关。
众所周知，“80后”、“9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教育的普及率很高，阅读环境也很好，青少年接触到的各种文化信息也非常丰富，因此他们自然就比前一代或几代人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就多一些，而且他们观察事物、判断现象的角度就可能多元一些。再加上，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也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特别是80年代，国内文学创作和国外文学引进也进入一个高峰期，因此出生于这个年代的人从生命一开始就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对撞。所以，“80后”作家天然就有了敏锐的文学悟性，有着对文化的自觉选择权，于是，他们就不可能单纯地认可主流文学，成为父辈作家面前听话的“乖孩子”，他们见多识广，接受过多元文化的熏陶，不可能单纯地崇拜主流作家，更不可能遵从文坛固有的秩序。
其次，“80后”童年时代正是电视逐渐走进中国家庭的时期，随着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视文化带来的流行文化和图像叙事成了“80后”的“元叙事”。美国学者约书亚曾说过，电视文化是一种让儿童成人化而成人儿童化的文化，而且电视文化也让男性有了女性气质，让女性有了男性气质。这就是说，电视文化创造的是一种中性文化，这就意味着青春文化必然成为“80后”最能接受的一种文化。此外，电视媒体的普及，使“80后”身处于快速变化的文化环境，于是，“80后”自然形成了多变的文化趣味。90年代网络媒体普及时，“80后”正进入青春期，于是，这一新媒介又给他们展现自我，为他们从事文学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于是，他们走上文坛不需要经过主流文学体制的认可，更不需要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刊物。他们在网上论坛灌水、上帖子，在网上建主页，开个人网站和博客，他们不需要作家协会的人来认可，就被出版商和媒体看中了，于是，在出版商和媒体的合谋运作下，他们的文字走出了网络，走进了主流报纸，并且在大众阅读市场引起关注的。那些依赖作家协会体制，靠着纯文学期刊和主流报纸的推动而成名成家的主流作家，一下子成了小众化的作者，心里自然就不平衡了。因此，可以说是电视和网络两种媒体改变了“80后”作家与前几代作家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位置，他们走上文学前台的基础不一样，推动力不一样，其社会接受的方式与程度也不一样。
再次，“80后”和“90后”作家因为真正属于电子媒介的一代，他们的前辈作家是在印刷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印刷文化是一种“前喻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父辈的文化、道德和价值观通过书籍的阅读而传承到了下一代，而且印刷文化中的每一本书就像一个知识密码箱，长辈因为阅读得多而享受一些知识的垄断权，很容易成为知识的权威和文化的领袖，因此晚辈很容易形成对长辈的崇拜和尊敬。而电子媒介文化是属于“互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长辈在晚辈面前没有绝对的知识垄断，而“80后”这些晚辈反而对时尚文化倒有一种自觉的理解，且他们习惯于向同代人学习，而不是向前代人学习。因此，“80后”出场时不在乎前辈的认同，并表现出的对前辈作家的不尊敬或不信任，就是正常的。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有着“老者文化本位”的特点，在文坛更是这样的，年龄与岁数是一个作家的资本，因此“80后”作家一出场后表现出鲜明的独立性，就很难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同，在社会上也会受到前代人的垢病。
事实上，正常的文坛生态，应该是老中青互相参照，彼此之间互相认同，并互相学习与促进，并且文学的最主流的力量应该是新生的一代，即让更年轻的一代人走上文坛，这才是有希望的文坛。如果文坛到处是那些“倚老卖老”的主流权威作家说了算，那文坛就充斥着话语霸权和文化贵族了。所以，正常的文学生态不但应该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主流文学、畅销书和网络文学互相交织，彼此共生共赢的文学生态，而且是代际沟通、理解，互相包容与进步的和谐文学结构。
三、新文化环境下文学的发展
前已论及，当前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作家队伍越来越壮大，文学图书出版也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输出到国外。当然，最重要的表征就是文学面临的大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直接使文学的生态和格局发生了变化，也使作家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移，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也发生某些重要转向。具体来说，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催促文学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当前文学政策的变化促使文学变革。进人新世纪以来，国家逐步将传统的文学部门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尤其是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制度的改变，使得作家协会越来越不再成为稳定的事业单位，而文学期刊和文艺出版社渐渐由事业单位转变为文化企业，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传播系统的稳定结构。特别是近两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文学从生产、传播到接受都纳入到文化产业机制中，于是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就自然形成了商业化的特点。这意味着商业游戏规则和利益最大化原则成为评价文学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成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在利益原则驱动下，文学的接受也变成了商业化阅读与推广。这就淡化了文学作品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属性，使文学生产与传播由纯粹的社会价值转向了以市场价值为主的位置。关键是，文学进人产业化轨道导致了很多作家定位于“商业化写作”，而出版商把打造畅销书作家和娱乐休闲文学当做自己的文化方向。的确，如果了解当前的文学状况，不难发现大部分出版社和文学期刊对文学的选择与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很多的文学批评也成为商业推广的附庸。过去，出版社是社会效益为主，一般都以扶持文学创作为主要宗旨，文学期刊也担负起培养作家、发现新人的使命。但出版社和文学期刊转为经济实体以后，它们的运作模式就是商业模式，图书营销人员已经取代文学编辑成为出版社最具有话语权的一群；而对文学期刊来说，广告和商业化报告文学成了主打栏目，一些文学期刊还买卖版面，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转变为商业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学编辑的主体性遭到削弱和对纯美文学有所追求的读者遭到忽视的情况下，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就发生了某些畸形的趣味和取向，原来纯净的文学天空再也不是蓝天白云，而是多了一层灰色的娱乐与消费色彩。
再者，电视、网络和手机等电子媒介环境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方式。电视的普及使得“图像化叙事”为读者普遍接受，文化的时尚化、娱乐化、快餐化也促使人们越来越追求速食性的娱乐化文学作品￡·而不愿意沉醉于过于高深的文学审美世界。网络的出现，文学空间得以无限扩大，生产、传播和接受可以绕开传统的方式，发表不再需要经过期刊编辑的筛选和把关，出版更不需要出版社编辑和作家协会权威的支持和肯定，每一个会摆弄文字的人都可以借助网络空间来表达自己，来展示自己的创作能力，网络论坛、大众网站的文学网页、专业化的文学网站、个人网站、博客和空间都成了自由的文学发表园地，传统的“作家”称号不再神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写手”，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电子媒介来进行语言游戏，过去那种“吟安一个字，拈断数颈须”的推敲式创作和“衣带渐宽众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神圣与执著的文学追求，今天则成了文字的平民化的恣意狂欢。而3G手机等技术又使段子、短信等“准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的新形态为大众广为接受。可以说，电子媒介的出现使文学主体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也使文学本身发生了剧烈变化。过去文学在整个艺术大家族里有着绝对的霸主地位，也处在文化的中心，电影和其他媒介都依靠文学的美学内涵来获得社会的认可，今天文学必须借助影视和网络媒体，不然的话，它的读者认可度就会非常低；虽然文学从某种程度也提升了影视和网络媒介艺术的审美性和精神高度，却改变不了文学的相对式微的命运。
应该说，新的文化环境的确给文学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文学的神圣追求与商业的经营之间并不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文学产业化可能会带来一时的负面影响，但也给文学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新空间，所以不要以为文学产业化意味着它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成为商业化力量的牺牲品。如果从长远来看，就可能发现文化环境虽然变了，文学依然可以葆有它的价值与力量。但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文学如何调适自己并尽快地实现其美学的价值的更新与发展，还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文学要相信自己能够走出商业困局，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固然有商业属性，但社会属性和精神价值不是不可放弃也不可低估的，电视、网络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再发达，电信技术再高超，电子媒介文化信息也不能取代文学世界本身。尤其是文学书籍的阅读应该还是人类走向文学进步的最重要的步骤。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要变得理性与智慧，就离不开书籍，离不开文学审美世界的熏陶和感染。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这样描述过阅读：“当人们学习阅读时，人们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同时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阅读时，人们必须等待着获得答案，等待着得出结论。而在等待的时候，人们被迫评价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暂停批评性的判断。”可以说，阅读书籍时，人需要耐心，而且需要调动思考机能才能理解书籍中的内涵，因此书籍阅读培养人的耐心、毅力和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没有这一个过程的熏陶，人就不可能变成智慧的人。
其次，文学一方面要顺应文化改变潮流实现商业化转变外，还要走纯正的审美之路。文学产品不管它在书店里价值多少，它毕竟是文化产品，它的核心还是审美的精神的内涵，人们之所以消费它，也是为了求得审美的愉悦，求得精神的洗礼与提升，因为文学除了娱乐，还有审美、教育和协调心理的功能，文学毕竟不是普通的生活物件，它是人类的镜与灯——而“镜”指的是它可以反映社会与人生，“灯”指的是它可以给人理想，照亮人的心灵，引导人走上更美好的明天。况且文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靠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的高雅趣味，如果仅仅追求娱乐，那它也是一时的消费品，不可能成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经典。事实上，即使今天进人了有人所命名的电子媒介主导的以新技术为支撑的“后现代时代”，文学所建构的审美世界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因为它可以张扬人的想象力，唤醒人的创造力，从而对抗技术思维所形成的新的僵化与保守。所以，即使在新文化环境里，文学依然要走纯正的精品之路，作家要把塑造感人的形象、营造优美的意境、传递主流价值和建构真善美的世界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文学产业化之路才会走得更高，走得更远。
总之，时代在不断变化，文学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同样的社会环境和同样的创作生态。王国维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实就告诉我们，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文学肯定在变，也一定要变；只有在变中才能生存，只有在变中才可以发展。相信随着文化产业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界会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广大作家会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出版社会出版更多高品位的文学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