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注释】
[1]废：废弃。
[2]有仁义：才有了“仁义”治国思想。
[3]慧智出：有了“巧智”。
[4]有大伪：才会有人为的（违背规律的）现象。
[5]六亲：原指父、母、兄、弟、妻、子。这里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6]有孝慈：家庭失和才提倡尊长爱幼。
【译文】
自然之大道废失了，于是才要讲仁义。由于有了智慧聪明，所以才有大骗盛行。正是由于家庭族人间不和睦，才需要推崇孝道。正是由于国政混乱，所以才需要有忠臣。
【解读】
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
在上古时代里，人和禽兽一样生活，和万物一起繁衍，哪里知道什么是君子和小人之分别？哪里知道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人们提出道德仁义后，不道德和不忠义才产生。
其次，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学问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摆不平。
大家都读书，都要有智慧，都要发展自己的智商、智力，都要长心眼儿，可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智慧比较高了，会作伪了：他心里这么想，但说的是另外一套。尤其中国人有一个问题：讲计谋，我们有三十六计，什么瞒天过海、围魏救赵、打草惊蛇、投石问路等等，这是老子反对的。
老子他烦这个计谋，他反对，人和人之间用过多的计谋是他所反对的。这样的话人活着就会很累。他的反对不无道理，虽然不能够绝对化。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家庭中所谓的六亲，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才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子。比如拥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说不伦不类，很不像话，充分显示了舜的父母，是处在一个问题家庭中，是非不断，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为第一孝子。老子并不喜欢这样，由于一个人的坏，衬托出另一个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个家庭都和乐幸福。
反过来说，家中孝慈观念太强烈了，一天到晚把孝慈挂在嘴边，也正说明家中时不和睦的。比如说慈，指的是父母长辈对待自己的子女是很慈祥、慈爱的，是慈父、慈母。子女对待自己的父母是很尽孝、很孝顺的，这也是人的天性。但无论是孝还是慈，都不能装，否则反而说明家庭是不和睦的。比如说一个老人现在岁数大了，孩子来看望一下或者还给带了二斤元宵，一进来就说“我今天尽孝来了，我给您带了二斤元宵。”这话怎么听着都别扭！孩子什么话也不说，把元宵搁在那里，说“咱们吃元宵吧，稻香村的，涨钱了”。这多好！这个老子够绝的，他有一点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孝慈很好，但是他发现了――他的眼睛很毒、很厉害――他说真正要关系特别好，还用把这个孝和慈挂在嘴边吗？
外国人什么都要挂在嘴上，要表达的一定要说出来？比如“我喜欢你”“我爱你”或者是我怎么样一定要当面说，送礼物也要当面打开，外国的孩子给父母送生日卡，底下都要写上Love――我是爱你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也不是绝对的。两人已经结婚十五年了已经结婚三十年了已经结婚五十年了，两人还得不断地说I love you（我爱你），那边就说Me too（我也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挂在嘴边就是自然而然的，不挂在嘴边反而???不自然的。外国人把“谢谢”、“请原谅”永远挂在嘴边上，把“我爱你”也永远挂在嘴边上，这样他形成了他的一套生活方式，他要连续三天不说我爱你，那对方还真有一点嘀咕了。这种自然的流露老子是不反对的。老子烦的是没有自然而然地、出乎你的本性去爱去帮助别人、去孝敬父母，太刻意就不好，故意造作也不好。
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个话说得很重。我们老百姓的话不这么说，老百姓说“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国家不出事你怎么知道谁忠谁不忠呢？都说自个儿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你问一下：有认为自己不忠的举手！谁也不举手，他举手就考不上这个公务员了。但是恰恰是国家有了事了，你会明显地看出来谁是忠臣谁不是忠臣来了。
所以老子的意思还是说，你要合乎“道”，合乎自然而然之道。不合乎道的时候，才会有这许许多多人为的努力出现，而在合乎道的情况之下，美好的词句不必挂在嘴上，也不要去作秀。忠臣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被肯定的，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你挂在嘴上作秀就可能走向反面了。
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并非好现象。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为大家所景仰，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个人宝贵的生命，都可牺牲。然而，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特别赞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
老子这几句话，从字面上粗浅一看，似乎非常反对儒家提倡仁义道德，但有几点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个时代，正是春秋时期，社会面临转型时的种种变动，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渐形成，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病态的现象。老子在此病态社会中，体会出他的人生哲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他的话，乍看起来是唱反调，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正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正面教育。
第二，很多人读了此章之后，不作深入一层的体会，便骤下错误的评语说，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作忠臣，反对作孝子。这不曲解得太严重了吗！其实老子并不反对这些，他只是要我们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生活之道】
穷人更热衷于捐款
西方有一项调查很有意思，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穷人捐款的比例远高过有钱人，虽然穷人的捐款全部加起来，恐怕比不过一个有钱人捐的数目，但是从人口比例来看，穷人捐款却很普遍。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穷的痛苦。
有些有钱人捐款就像在做广告，唯恐天下不知，企业捐款对企业形象有帮助，也是有其目的。这就是老子说的“智慧出，有大伪”。
【从政之道】
忠臣伍子胥
大道普行的时候，忠信孝悌是人之常情，根本不用特别表达仁义。人民诚实朴质，安分守己，何须特别的智慧。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家中成员推诚相处，和睦以待，没有人会去谈论孝慈。国家政治清明，群臣各司其所，各尽其能，也没有必要去褒奖忠臣。所以只有在社会混乱、六亲不和时，才要尊崇孝慈；国家昏乱、局势不稳的，才会要求忠臣。
当“非”本身不存在时，就不用去辨识“是”了。也就是在道德破产、人心堕落之际，仁义、智慧、孝慈、忠臣才有意义，才受到重视。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各自遗忘，只有被丢在陆地上，对会吐沫相濡。相濡虽是美德，但只在不幸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爱国英雄的时期，往往是国家处在危急苦难的时候。
春秋末期有一个人叫伍子胥，楚国人。这个人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入吴后，伍子胥洞察到公子光有大志，是个潜力股，就助其刺杀吴王僚，夺取了王位，伍子胥也得到重用。后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
后来，吴子胥又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终成破楚之功。
阖闾死后，继事吴王夫差。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惨败，几乎亡国。
夫差急于图霸中原，想和越国求和。伍子胥预见到两国不能共存之势，又洞察越王勾践图谋东山再起之心，力谏不可养痈遗患，而应乘势灭越。夫差不听，被越王的暂时妥协所迷惑。结果，勾践卧薪尝胆，一步步发展壮大。
周敬王三十六年，夫差率大军攻齐，越王句践率众朝贺，吴子胥再度劝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又遭到夫差呵斥。
有一次，夫差和西施正在玩乐，白发苍苍的伍子胥又来劝谏，夫差恼羞成怒，丢给他一把“属镂”剑，逼他自尽。伍子胥气得浑身发抖。他在死前嘱咐部下说：“我身为吴国之臣，生不能为国尽忠，死后你们要把我的头挂在城门口，我要看看越王勾践的大军，怎样从我的眼皮底下经过，不然，我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伍子胥死后仅十年，越灭吴，终应其言。
伍子胥终其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辅助吴国，然而风烛残年之际，招来夫差的猜忌，本有机会逃跑，伍子胥却仰天长叹“我该逃往何方？我已经老了，落叶归根，楚国已经不会收留我了，吴国也要抛弃我，天下之大，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伍子胥在历史上的名气之所以这样大，死的这样窝囊，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吴王昏庸，小人当道，伍子胥被他们害死了，死在“反叛”的罪名之下，他就由良将英雄变成了千秋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