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观是湖北蒲圻人，也是读书人出身，元朝末年也和高启一样隐居了起来，但比高启年老整整30岁。当朱元璋和陈友谅打仗的时候，魏观就结束隐居，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他算是明朝建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了，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魏观历任国子监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侍读学士、礼部主事等，中间罢过官后来复出，66岁时请求退休。朱元璋对这位老臣很满意，退休前给魏观提了一级，“赐参政俸”，让他回家安享晚年。明朝初期，苏州地位重要，政务繁杂，但是知府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失去了全府的支持。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陈烙铁”。陈宁不能再用了，朱元璋要再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魏观结束退休出任苏州知府，到任后废除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苏州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先。第二年，魏观擢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结果苏州百姓上书朱元璋不让魏观走。朱元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接掌苏州，同意魏观留任。到现在，朱元璋对魏观是信任的，是满意的。
魏观在苏州政绩斐然，和他的才能有关，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文人出身的魏观和文化气浓厚、文人众多的苏州很合拍，他招揽人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许多政策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高启、王彝、王行等人。高启做官的时候就认识魏观，还当过魏观的下属。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魏观到苏州后，高启特意搬到城中夏侯里居住，方便两人欢聚交流。
话说苏州是个繁华重镇，但是府衙却是原来的水司衙门。原来的苏州府衙在元末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占为皇宫了。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姑苏战役让府衙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荒墟。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魏观决定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城中的湫溢（春秋吴国时修的水利工程），计划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立项、决策拍板和召集民工等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貌似不会出任何问题。
问题还就出来了。苏州指挥使蔡本和魏观有隙，上书攻击魏观：“观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大到朱元璋不得不按照程序派了一个叫做张度的御史专门调查此事。
朱元璋有没有把“复宫开泾”和魏观联系起来呢？他没有那么傻。有许多破绽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诬告。首先，魏观已经69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69岁老书生造反干什么用？而且魏观跟从朱元璋多年了，早不造反晚不造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造反？其次，苏州作为重镇，明朝在此设立了苏州卫指挥使司，留有军队镇守。蔡本就是苏州指挥使。魏观作为知府，指挥不了苏州卫的军队，拿什么造反？第三，“复宫开泾”，前者属于改善政府办公条件，后者算得上是兴修水利，怎么就和造反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妥，那就是工程涉及张士诚的旧宫殿，有点敏感；修建工程调动民工，有扰民的可能。可两个小问题也不能上纲上线到造33反啊？
负责调查此案的御史张度被后世的许多人认定是一个小人。有人说他和高启有仇，而且向魏观索贿未果，就做出了不利于魏观的调查结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张度和高启有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索贿。反而从张度之后一直从事纠察执法工作，政绩斐然，正常提升来看，张度是一个相当专业和正直的司法官。
张度作为钦差大臣，没有大摇大摆去苏州。大摇大摆地调查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前奏。张度采取的是微服私访的方法。脱下官袍换上民工的衣服进入了修建官衙的队伍，当起了搬运工。非常巧，他赶上了苏州官衙的“上梁仪式”。在南方，上梁是建屋非常重要的程序，房子还没建，梁上好了不但博个好兆头，还可以给后来的建屋打下好基础，所以大家都很重视。魏观还邀请老朋友、大文豪高启给苏州新府衙写一篇《上梁文》。高启受邀，热情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作。仪式开始，张度很仔细地把每个细节都记在心里，为了集中精神他连官府分发的每人一碗酒都推辞掉。他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非时病民”是认为魏观调拨民工修建两大工程耽误了农民的农时，而且在修建过程中工程过急，有催赶逼工的现象存在；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
应该说，张度弹劾的这两条罪状都击中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朱元璋农民出身，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误农伤农的行为极其反感。魏观的两个工程既然误了农时，朱元璋就不满意了，把它想象成大兴土木、民怨四起的事情了。而第二条罪状中的“高启”、“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至此，魏观和高启等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上梁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失传了。根据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提到了苏州府衙“龙盘虎踞”。“龙盘虎踞”四个字形容某地地势雄伟，通常是用来形容南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朱元璋的想法不只于此：第一，苏州府衙原来是谁的宫殿？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夙敌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谁的府衙？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联想到高启之前的举动，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
张度上表弹劾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两条罪会掀起一系列的血案。误农时的罪过，最多不过罢官而已。“危言”也不过是训诫或者徒刑而已。无奈，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众多的“造反证据”，“魏观案”被定性为一次“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高启当时只有39岁。
像“魏观案”这样因文起祸，以文字联想的内容作为证据定罪的案子，我们称之为“文字狱”。
“魏观案”定案过于主观，主观到连朱元璋都不太确信是否真实。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
至于高启，朱元璋一口咬定他的谋逆，拒绝平反。为什么同案不同罚呢？
因为没有“魏观案”，高启也必须死。他属于朱元璋坚持要杀的那类人。高启代表着一类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曾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去招揽文人——他不知道文人不都是能用钱财征服的。大诗人杨维桢见到使者后干脆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被逼急了就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这群文人不仅拒绝合作，而且念念不忘在元朝和张士诚时期相对宽松的统治。
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
在朱元璋之前，历代也有文字狱，比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好在都没掀起血雨腥风。文人的处境相对比较宽松。从朱元璋开始，文人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涂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学士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乾隆认为在国号“清”字前加“浊”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杀，罪及师友。徐述夔写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认为是鼓励人们反清复明。其实这里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结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徐述夔的孙子和校对诗集的人也全部处死。更着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案，则是雍正朝的案子，那个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斩首示众的倒霉鬼叫做徐骏。结果全社会“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
古代的文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群体。整个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些职业社会不让你从事（比如你不能卖猪肉，否则被曝光后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职业你自己不愿意从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戏子和木匠），还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职业则因为个人境界没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
文人能做的职业，都是和政治有关的职业，或者需要依赖政治得到发展的职业。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知识渊博，独立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负，就要面临着在个人发展和皇权之间挣扎的命运。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君为圣，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实践读书时的抱负胸怀就算是不错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个成功的文人。
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朝大学士梁诗正语）。文人可以不用写字来表达思想，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可是当独立思想本身成为了皇权的监察对象时，说话也不保险了。文人唯有少写少说，将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从事历史考据，比如到处旅游，或者按照要求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明清两代社会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轨道僵化发展，变得异常脆弱，和文人万马齐喑不无关系。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观。随着清朝的势微，中国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