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黑家有一只“黑羊”的话，他应该就是那只黑羊。
当年考零分、调皮捣蛋、爱玩火的火暴小子，因为父母的耐心、包容，与摔跤教练的赏识、鼓励，他的人生有了转变，开始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甚至二十九岁就当上了社区医院的院长。
一路坚持本色，尽情做自己，黑立国，黑家的黑羊。
神奇的生命大逆转
从当年抱着零分回家，到现在担任社区医院的院长，有些亲戚还是会跟我开玩笑说：“黑立国，以前看你四肢发达，没想到，头脑也不简单！”
如果，黑家有一只“黑羊”的话，我应该就是那只黑羊。
我在家排行老二，和大哥立言相差十四个月。因为年纪相近，母亲常让我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好像我和大哥是一对双胞胎。
不过，我和大哥真的是很不一样。
大哥功课很好，常常考班上的第一名，而我呢？如果班上有五十名学生，第四十八名通常就是黑立国。
记得小时候，父亲到美国罗耀拉大学攻读硕士，全家跟着在美国住了两年，然后又搬回台湾，学校老师担心我们的功课会跟不上，主动提议要帮我们课后补习，大哥很听话，就参加补习，而老妈虽然提醒我：“如果不补习，会考鸭蛋哦！”我还是死不从命。
考试成绩下来了，大哥的成绩果然很好，而我真的就考了一个零分，而且还很高兴地跟老妈说：“妈，真的给你说中了，我今天国语考鸭蛋。”
哭笑不得的老妈，居然也没骂我，只是对我说：“下次你就会进步，考十分，一个鸭蛋加一根油条。”
除了功课不好，我还调皮捣蛋，从小就对鞭炮情有独钟，常放鞭炮去攻击别人，甚至跟邻居的孩子“开战”，用冲天炮你来我往，搞得“烽火四起”。有时候，玩鞭炮玩过头，甚至连农夫田里的稻草堆都遭殃。
我的脾气也不太好，很容易生气。有一次，老爸开车载全家由洛杉矶沿太平洋一号公路到旧金山，我大概是晕车身体不太舒服，情绪处于“低气压”状态。经过漫长的车程，我们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餐桌上有个圆形转盘，上面摆了一小瓶酱油，不知道是谁把酱油转到我面前，我突然一股火气蹿上来，手一挥，“哗啦”一声，把酱油瓶打翻，很不高兴地说：“是谁要我吃酱油？”
（至今，老爸仍不时跟我开玩笑：“黑立国，你还记不记得‘哗啦’？”）
进入青春期的我，脾气就更硬了。那时候，我们又搬到了美国，家里养了只圣伯纳犬，我们四个孩子要负责清理狗大便。有时脾气一来，我就用铲子铲起狗大便，倒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惹得对方很不高兴，跑来向父母亲告状。
到了高中，我功课还是没起色，只对运动感兴趣，老妈开始有点儿急了，忍不住问我：“你不想上大学了吗？”
我反问她：“为什么要念大学？念社区大学有何不好？垃圾车司机赚的钱还比老师多两倍，你知道吗？”
老妈也够绝，回了我一句：“以你的体格，考垃圾车司机绝对没问题。”
我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继续跑去运动、打球。当时，我的父母应该也对我不抱太多期待了。
然而，突然之间，命运出现了转机。
高二那一年，因为摔跤教练的鼓励，我开始对读书感兴趣，成绩就像加足油门的飞机，一直往上攀升，我甚至还申请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跌破不少人的眼镜。大学毕业后，我顺利申请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后来进入西雅图一所社区医院工作，并在二十九岁时担任院长。
从当年抱着零分回家，到现在担任社区医院的院长，有些亲戚还是会跟我开玩笑说：“黑立国，以前看你四肢发达，没想到，头脑也不简单！”
包括我的父母，许多人都认为，是因为高二时遇上了那位摔跤教练，才让我完全变了一个人。至今，我还是很感谢那位教练的鼓励。但是，我没有忘记，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亲用最大的耐心和包容，让我尽情做自己，我从不因为课业表现不佳，就觉得自己矮人一截。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心，才会让这看似神奇的逆转，发生在我身上。
黑羊“顺手牵羊”
在我身上，好像天生就有着调皮捣蛋的基因。我还真是属于说到就做到的“行动派”，即使到了美国，我还是不改“大胆实验”的习惯。
那时候，我和大哥黑立言应该才三四岁。有一天，在洗澡时，我们开始玩“谁比较高”的游戏。
不论怎么比，大哥就是比我高一点儿，我不服气，就跳到浴缸边上，“你看，我比较高！”
老哥不甘示弱，他也跳上来，“我就是比你高！”
还是不服气的我，左顾右盼，看到位置更高的洗脸盆。为了“与哥比高”，我又站到洗脸盆的边缘上，扬扬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还是比你高吧！”
“谁说的！”老哥也跳了上来，那可怜的洗脸盆，突然就承受了两个小男孩的重量，砰的一声，整个垮下来，喷了满地的水。
值得庆幸的是，在洗脸盆垮下来的前一刻，我和老哥就跳开了，因此没有受伤。只是老爸回来后，闯祸的两兄弟不免屁股挨棍，他一边打，一边还问我们：“你们怎么没受伤？”
如今想起来，心中还有点儿纳闷老爸的反应，居然是—“你们怎么没受伤？”
在我身上，好像天生就有着调皮捣蛋的基因。
小时候，住在中央新村，前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对于喜欢大自然的我来说，那里真是一个小乐园。
有一次，看到农家在田边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堆，我心中突然浮现了一个好玩的念头：不知道把鞭炮丢进稻草堆里，会发生什么事。
我还真是属于说到就做到的“行动派”，只听见轰然一声，整个稻草堆全着起火来，农家气急败坏地跑来救火，看到惊慌失措的我，正要落跑。事后，农家不免上门告状，让老爸、老妈频频道歉。
即使到了美国，我还是不改“大胆实验”的习惯。
有一次，当我知道是汽油让车子产生动力，于是我想到了一个点子：“如果把火柴丢到汽油里，会不会让汽车跑得更快？”
我果真就动手“验证”自己的假设，而且还很聪明地不挑自己家的车子来实验，而是找邻家的车子当“苦主”。结果才打开汽缸盖，把没点燃的火柴丢进去，就被对方发现了。不用说，我又挨了一顿骂。
除了“玩火”，我的“前科”还真是不胜枚举。
那时候，我迷上了“怪盗亚森罗苹”，光是看书还不够，索性想自己来“实境演练”，于是找爷爷下手。爷爷发现钱不见了，经过一阵子追查，找到我这名“怪盗”，那天晚上，爸妈就在我的床边，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最严重的一次“罪行”，发生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
当时，我和大哥很爱打回力球，就是缺一副回力球手套。
有一回，我和妈妈去大卖场购物，我顺手牵羊，偷拿了一副回力球的手套，藏在外套中。事实上，卖场里的警卫已经盯上我了，我们一走出卖场，警卫立刻前来“抓贼”。虽然，对方后来不追究我的行为，但是我心中已经深感后悔，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很可耻。
后来，爸爸从台湾飞来美国。我相信，他一定已经知道我犯的错。当他一进门，一如往常地，跟孩子们又搂又抱，我躲在角落中，不敢面对他。
这时候，只听见爸爸拉大嗓门喊着：“黑立国在哪里？来给爸爸抱一下！”
我走到他面前，爸爸伸开手臂，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一辈子，再也不做让父母丢脸的事了。
回想过去，每当我做了这些调皮捣蛋的事，父母亲虽然都会惩罚我，但是他们总是很清楚地让我知道，错的是我的行为，并不是我这个人，他们不会为我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从此完全放弃我。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卡内基奶奶”力挺的“叛逆少年”
奶奶的个性，就是这么勇于追求自我，而且行动力超强，想做什么，就去做到。我总是可以从她身上感受到旺盛的生命火光。我觉得，奶奶就像是一个传递火种的人。
刚搬到美国不久，有一次因为我捣蛋，母亲对我发脾气，我嘟着嘴，心情非常差。
奶奶就走过来，安慰我：“黑立国，跟奶奶一起去散步吧！”
我跟着奶奶在路上慢慢地走着，心情也就不像刚开始那么差。散步了一阵子，奶奶带我走进一家餐厅，为我点了一个苹果派。当我吃着又热又甜的苹果派时，奶奶又对我说：“黑立国啊！你是奶奶最宠爱的孙子哦！”
不知怎的，这段平淡的小事，我一直深深地记着。我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对每个孙子都说：“你是我最宠爱的孙子哦！”至少，她让我觉得，在她心中，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人。
多年后，当我在卡内基课堂上，学到人际关系金科玉律中的“衷心让他人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不禁心想：奶奶虽然没有上过卡内基训练，但是她却把卡内基精神实践得这么好！
说起来，我的奶奶还真是个传奇人物。
听说，当年在北京，奶奶的父亲是个大官，家里非常有钱，奶奶虽然贵为千金小姐，却没有乖乖地坐在家里，等着别人来安排她的命运。
她进了燕京大学念书，因为运动细胞强，还进了校队。后来，她遇到了爷爷，那时他只是个军人，也没什么钱，但是奶奶就是决心要嫁给这个穷小子。奶奶的家里当然很反对这门婚事，而我爷爷又跟着部队离开，眼看着是没希望了。
但是，她才不甘心被命运打败，便逃家去找爷爷。奶奶从天津坐船，以参加劳军团的方式，一个一个部队去找，总算追上爷爷的部队，两个人便结婚了。
奶奶的个性，就是这么勇于追求自我，而且行动力超强，想做什么，就去做到。
很多年后，她又一个人跑到美国。我们每次去看她，她总是煮各种好吃的西式料理给我们吃，有时候，心血来潮，还会跟儿孙们一起打乒乓球，我总是可以从她身上感受到旺盛的生命火光。
老爸强调过不止一次，奶奶是影响他最大的人。他的个性开朗、乐观，爱说笑话，喜欢跟人交朋友，而且包容力很强，这一点，堪称得自奶奶的真传。
在老爸的书中，曾记录过这么一段往事：
“我十六七岁时，仓皇转进军校就读，真觉得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但是母亲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我的前程还是很光明的。我本来如死水般的心情，仿佛随着这个鼓励，慢慢活动起来了。我知道，至少在母亲心中，她没有把我看扁，她永远不会放弃我。”
我觉得，奶奶就像是一个传递火种的人。她曾经让我的父亲在人生的绝境中，重新看到希望的光，对于我这个功课不好又会闯祸的孙子，她又是一派“侠女心肠”，非常挺我，觉得我“叛逆有理”。
或许那是因为，年轻的她也曾经是家族里的“黑羊”吧？
大哥立言分享过一段关于奶奶的回忆。
他大学时交了一个女朋友，其父亲是外交官，家世和条件都很出色，奶奶就对大哥说：“黑立言，你好厉害，第一次交女朋友，就和这么漂亮的女孩交往。”
后来对方把大哥甩了，奶奶又说：“黑立言，没关系，你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对象。”
在奶奶眼中，即使发生了再糟糕的事情，她都能解读出正面的信息，既然天还没有塌下来，与其让自己愁眉苦脸，不如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感谢我的“卡内基奶奶”，是她教会了我们看待人生的方式。
摔跤场上的转折点
不论是麦克森教练，或是我的父母亲，他们从来没有逼我读书，或是要求我当听话的“乖乖牌”。很神奇的是，正因为这样，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一向不爱念书的我，却在高中时，成绩开始突飞猛进，说起来，跟我参加摔跤校队很有关系。
摔跤？一听到这个字眼，很多人大概会讶异，这么多运动项目中，我为什么会对摔跤特别感兴趣？
其实，那是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英文并不好，如果参加球队，需要很多团队合作，英文不好，可能会影响我的表现，在心理上，我就是有点儿怕怕的。至于摔跤是一对一的竞技，摔得好或摔得不好，责任都由自己一肩扛起，这也比较符合我的个性。而且，摔跤校队中，普遍来说，大伙儿的课业成绩并不是特别好，这也让我比较没有压力。
我的摔跤教练叫做麦克森（Mikelson）先生，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但是全身肌肉练得很结实。运动场上有种“魔鬼教练”，要求很严格，对球员总是又吼又骂；还好，麦克森教练并不属于这一类型，他是一个很喜欢鼓励队员的教练，只要你做对、做好了，他绝对不吝于赞美你。
记得有一次，我们全队到另一所学校比赛，结果成绩惨不忍睹，几乎每战皆输。每一位队员都不敢抬头看教练，大家心想，大概是免不了一顿臭骂了。
然而，教练只是淡淡地说：“我们出去跑一跑！”（Let’s go out for a run！）
等我们跑了一阵子，心中的乌烟瘴气似乎也“跑”掉了，然后教练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觉得好多了吧？”（Everybody feels better？）
那次经验，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做错事情时，其实自己心里不是不知道，但若是遇到有人用训斥的方式来责备我们，那只会激发我们的防卫心理，我们反而死不认错。
麦克森教练对于我们的比赛失利，并没有用任何谴责的字眼，而我们也学习到一件事：当你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失败，失败就不再是那么难堪的事。
进入摔跤队第二年，麦克森教练就选了我当队长。
坦白说，我摔跤的功夫并不特别出色，即使到现在，我都还不完全明白教练这个选择背后的深意。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麦克森教练也很重视队员的课业表现，而我的课业成绩还算过得去。后来，他常常以我为例，勉励大家用功，向我看齐。
教练既然这么看重我，我当然也不好意思让他没面子，不知不觉地，在课业上花了更多时间，成绩立刻就有了起色。
那时候，教我们生物学的内维尔（Neville）老师，每个月有一次考试，然后会依照考试的名次，安排我们的座位顺序。我从座位的变动，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像是搭了电梯一样地往上升，然后越学越感兴趣。进了大学后，我就主修生物学，因为生物学跟医学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也让我日后走上了医生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时，其实发生过一段插曲。
当时，我有很多摔跤队的伙伴选择自愿入伍服役。据说，只要你自愿去当兵，退伍后，政府就会提供一笔奖学金，送你进大学念书。我心想，反正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当兵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父母亲并不同意我的决定，但是年轻气盛的我，当然不可能听得进他们的意见。于是，母亲就带我去见新兵招募的负责人，让我自己去了解状况。
一开始，我真是兴奋极了，而对方看我是亚洲人，成绩也不错，更大力鼓吹我入伍，说我可以在军中担任跟计算机有关的职务，退伍之后，找工作不是问题，让我越听越心动。
对方看我的眼睛在发光，就越说越起劲，强调当兵还可以周游全世界。我听到这里，突然想到，我才来美国没几年，暂时还不想被分配到别的国家。于是我问对方：“我可不可以选择去哪里？”
对方听了我的问题，微微一笑：“孩子，人在军中，部队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的意思当然就是，我没的选。
在那个年纪，我最在乎的事情就是，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决定。如果当兵之后，我只能乖乖地让部队为我作决定，那跟我当初的想象，可有一段落差了。
于是，我打消了去服自愿役的念头。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一招，实在高明。如果他们只是一味反对，我的反应一定就是：“你们懂什么？”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会执意去当兵。但是他们的做法是：让我自己去发现状况，再把决定权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