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从十三岁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到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孙中山还不是一个革命民主派。
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894年)的夏天，孙中山不惜长途跋涉，从广东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并要求面见李鸿章陈说政见，为李鸿章所拒绝。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游历了北京等地，所见都是一片腐败没落的景象。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前方吃了败仗，而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却在大肆挥霍浪费，准备庆祝慈禧六十大寿。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使他认识到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枝枝节节的改良是根本不行的。从此，孙中山放弃了“医人”的职业，改而从事“医国”的革命活动。
1894年9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那时，檀香山有很多华侨(据统计1896年以前有华侨二万人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劳动者，在国内不堪压迫和剥削，远涉重洋来到檀香山，用勤劳的双手谋生，对当地的经济开发起了积极的作用。大多数华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歧视，他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富强的祖国啊。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宣传，逐渐有一些人倾向革命。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最初参加的有二十多人，以后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895年初，孙中山从檀香山到达香港，2月，成立香港兴中会。在会员秘密誓词中，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指满族统治者)，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决心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第一个纲领。
那时，日本已占领了辽东大片地方，并派兵在山东登陆，威海卫的中国北洋海军舰队全部损失，京津危急。广大群众对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投降卖国极其愤怒。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决定于10月26日(旧历九月九日)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积极准备起义，孙中山亲自到广州设立机关，联络会党和清军，其他人员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到了原定起义的这一天，香港兴中会规定派来的起义人员没有到达，第二天，清政府方面得到叛徒的密报，陆皓东等被捕，10月28日，香港方面派来的起义人员二百多人到达广州，刚一下船即被守候在码头的清军捕去四十多人。筹备了半年多的武装起义，还没有发动就失败了，陆皓东等数十人被杀害，孙中山经澳门逃往香港。清政府悬赏捉拿孙中山，香港英国当局下令把他驱逐出境，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以后又到欧美各国，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帝国主义各国纷纷调兵侵入中国，各种矛盾猛烈激化，孙中山认为是进行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于是决定派郑士良联络会党，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并派史坚如进入广州筹备响应，孙中山亲自负责接济饷械，并决定革命军东进至厦门时，从台湾渡海至军中指挥。10月初，郑士良率会党六百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8日，起义军夜袭清军获得小胜，接着又大败清军于佛子坳，生擒清军副将(比总兵低一级的高级军官)以下数十人，17日再败清军，缴获洋枪六百多支，俘获敌军数百人，群众纷纷参加，21日起义军转战至三多祝时，队伍已发展到二万多人。起义军在无后方供应的情况下，急需军火接济，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者竟禁止向革命军供应武器，并禁止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孙中山困守台湾，毫无办法，只好派人告诉郑士良，让郑士良等自己决定去向。起义军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泄气，郑士良等解散队伍，带着部分人员撤退至香港。
进入广州的史坚如，屡谋响应惠州起义不成，最后被捕牺牲。
从成立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很可珍贵的思想。虽然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孙中山并没有灰心，更加积极地在欧美、日本等地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工作，积聚革命力量，准备着进行新的斗争。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与性质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孙中山建立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1873年到1894,年民族资本的总额不过两千万元，从1895年到1904年民族资本的发展超过了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年，资本总额增加到三千三百多万元。随着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起来。他们组成了许多革命的小团体，分散于国内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兴中会是孙中山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檀香山创立的革命组织，曾在广州和惠州组织起义，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长沙建立的，联络湖南会党，活动于湖南、湖北一带。光复会是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于1904年在上海组织的，活动于江苏、浙江一带。这些革命小团体，各自分散活动，行动互不一致。
1905年7月(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在全国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小团体的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必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孙中山亲自向华兴会的领导人说明“互相联络”，共同进行斗争的重要性。7月30日，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各革命团体联合会，会上决定建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推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随后，同盟会总部又编制了一套《革命方略》，制定了施政纲要、对外政策和各地武装起义的具体政策方针。同盟会有着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构，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因而具有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规模，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同盟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它包括有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留学生)、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主要是会党中的成员)、华侨，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清分子。他们是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虽然暂时都表示承认同盟会的纲领，但超出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以外，彼此在政治思想上便产生了分歧。因此同盟会毕竟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清派的松懈的联盟。
同盟会成立后，创立了《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各地也建立了组织，联络会党与新军，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一直到发动辛亥革命，用武装力量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
“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
三民主义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早在兴中会的创建时期，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到了1904年(光绪三十年)前后，他又把这个纲领丰富和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接受了这四句口号作为自己的纲领。孙中山把这个纲领称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是为了进行反对满族贵族反动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除鞑虏”并不是要驱逐满族人民，而是要推翻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革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命，这是当时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的“民族主义”，缺乏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
孙中山倡导民权主义，目的在于进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都“不是平等自由的”，都是”国民所不堪受的”，所以，只有民族革命还不行，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凡国民都是平等的，都有参政权，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总统由国民公选，制订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当时许多先进的人们为之浴血奋战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是因为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的兴起，天真地以为只要“平均地权”，就可以使中国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他的想法，所谓“平均地权”并非要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土地制度，“夺富民之田为已有”，而只是由国家核实地价，原价仍归原主，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将通过征收地价税的方法收归国有。孙中山以为这样便可防止革命以后的贫富分化，这只是孙中山的善良愿望，实际上这种作法正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这只能限制地主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更适合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已。
上面介绍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团结当时一切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人们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旗帜。毛主席曾经说过，“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爆发的。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民主革命的目的。它的失败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旧三民主义就发展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表明孙中山当时已开始放弃旧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民主革命的纲领。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之一。
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
清朝末年的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都是腐朽的统治者为了抵制革命而耍的花招。当时义和团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一次新的革命高潮又立即在酝酿着，各地农民的斗争此伏彼起，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面，清政府已经不能照旧地统治下去了。为了挽救它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就发布了个“变法”的通告，宣布要实行所谓“新政”。
清政府的“新政”搞了些什么名堂呢?
“练兵筹饷”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清政府在中央新设“练兵处”，在地方设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并且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为了搜刮钱财，清政府又增添了许多名目的捐税，加紧敲榨和勒索人民——这是“筹饷”的唯一手段。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清政府还把原来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政府各部之首，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外国资本在华特权的章程，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
为了拉拢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还采取了下列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制订实业章程，废八股，停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
从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可以看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一则是作出姿态，表示自己要“革新政治”，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欺骗人民，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并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二则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通过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三则是想通过“新政”加强封建统治力量。清王朝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以为抓住了“新政”这根稻草就可以免遭灭顶。
可是，清政府的“新政”并不能挽救它的垂危命运。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天天发展成为燎原之势。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后，宣传革命的书报杂志像雨后春笋，革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清政府越来越深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上层分子却竭力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企图用改良的办法来对抗革命，以保存清朝统治，并使自己挤进这个政权中去。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便又装出一副准备实行“立宪”的姿态，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革命风暴的袭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玩弄“立宪”的骗局，派遣亲贵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是人民早看穿了清政府的这一花招。革命志士吴樾就曾写文章揭露“立宪”的阴谋，并在五大臣启程的那天揣着炸弹到车站去炸他们，因炸弹爆炸过早，吴樾被捕牺牲。五大臣吓破了胆，有两个再也不敢出头，清政府只得重新拼凑了五大臣出洋。1906年载泽等回国奏请立宪，说它可以固帝位、减外患、除内乱；还说，今天立宪只不过是“明示宗旨”，至于真正实行立宪的时间尽可推迟。清政府自然很中意，当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接着，一面下令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并在各省设“谘议局”；一面却以改革官制为立宪第一步的名义，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大权的政策，还加紧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反动武装力量。“预备立宪”的骗局耍开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全力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他们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筹备立宪机构，并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请求立宪，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们是“立宪派”。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更加发展了。清政府被迫在1908年8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又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这个既是“钦定”又是“宪法”的非驴非马的“大纲”，一共有二十三条，其中十四条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