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下午，黄兴在小东营住所召集了队伍，每人发给白毛巾一块，缠在左臂作为标志。许多革命党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事先写好了绝命书，如林觉民给他父亲写的绝命书说：“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起义即将发动，白发苍苍的谭人风赶到，要求加入，黄兴婉言拒绝说：“先生年老，后方尚需人照料，这是决死队，望老先生不要去。”谭人凤很生气地说：“你们不怕牺牲，难道惟独我怕死吗?”黄兴等很受感动，只好发给他两支手枪。
下午五点半钟，螺号齐鸣，起义的时间到了。革命队伍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黄兴率领先锋队直扑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跑，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就放起火来，当他们退出衙门的时候，碰到了敌人的大队人马。林时爽误信其中有革命党人，便挺身向前，企图晓以大义，不幸，话未说完，便中弹牺牲了。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党人数虽少，但人人奋勇当先，十分英勇，给敌人很大打击。如喻云纪等一路，先出后面进攻总督衙门，后又攻打督练公所，喻云纪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所向披靡，敌人十分害怕。革命党人虽然英勇，但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仍然以单纯的军事行动为主，结果，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牺牲很大，不得不退出战斗，起义终于又告失败。
这次起义，因为是在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的，所以叫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一部分人被捕后英勇就义。后来广州人民收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又称做“黄花岗起义”。
这次起义，给了清统治者很沉重的打击；革命志士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一举而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性质与主旨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团体，武昌起义以前，在湖北新军中作了不少工作，是武昌首义的发动者。
文学社，1911年1月成立于武昌，它是同盟会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新军是清政府采用新式武器装备的，以“西法”编练起来的一支近代化的军队)，领导人蒋翊武(社长，同盟会员)、王宪章(副社长)、刘尧瀓(评议部长，同盟会员)等都是贫寒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投身行伍，在新军士兵中进行了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还出版《大江报》，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该报曾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为题发表评论，猛烈地抨击清政府，热情地赞美革命。文学社的这些活动大大加强了新军士兵的革命情绪，不到半年，参加文学社的便从八百余人骤增至五千人以上。
共进会于1907年秋成立于日本东京，组织者是同盟会内一部分和会党有联系的会员，如四川张伯祥，湖北刘公、孙武，湖南焦达峰等。他们希望借此改变同盟会与会党隔绝的局面，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共进会的入会誓词与同盟会相同，其中只有“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当时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其实当时压迫“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除了帝国主义以外，并不是“满人”，而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反动统治者。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当然不可能理解这一点。1908年秋，共进会着手派人回国，“运动军队，运动会党”。第二年春天，孙武回到武汉，创立了共进会鄂(湖北省的简称)部总会，以孙中山名义相号召，积极开展活动。他们联络会党群众秘密编成五镇(一镇相当于一师)军队，准备待机起事。但因会党不受约束，编制未成，起义计划即遭破坏。从此共进会鄂部总会便将工作重心从会党转向新军，希望依靠新军为主力，以会党作补充，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基本成员都是新军士兵。当时湖北新军共约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有五千多人，有两千多人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各标、营、队都建立了比较严密的代表制度，因而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这就为武昌起义的迅速胜利创造了条件。
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来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曾经劝导他们要“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加上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客观上也要求他们尽快的联合起来。因而他们几经磋商，终于在1911年8月建立了暂时的联盟，成立了临时组织，刘公任总理部总理，孙武、蒋翊武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并组成总指挥部，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就是依靠这个联盟发动的。武昌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入同盟会，共进会会员有的参加了同盟会，有的另组民社，和同盟会相对抗。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这次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权而掀起的革命斗争，是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自1905年孙中山领导组织了同盟会以后，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了1911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年春天，紧接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抢米、抗捐、抗税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接着，两湖、四川、广东等地人民又掀起了汹涌澎湃的保路运动。清朝反动统治好比一所即将倒塌的破屋，完全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
湖北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地区。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既是反革命统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中心之一。1904年以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先后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培养了大批的骨干。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
“保路运动”爆发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八月间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瀓、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筹划起义工作，并定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后以准备不及，又决定将起义日期推后十天。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制造炸弹，不慎失事，弹药爆炸。孙武头部受伤，送入医院，其余各人被迫仓促转移。该处所藏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为闻声赶来的俄国巡捕搜去，并报告清朝当局，起义领导机关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立即派军警四出搜捕。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等二十余人先后被捕，蒋翊武逃跑在外，形势十分紧张。
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被捕后，表现了革命英雄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动摇，直到10月10日清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他们，仍然坚定不移，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三烈士被害后，瑞澂等一面继续搜捕革命党人，一面严禁新军各标各营互相往来，情况更加紧急。
反动派以为恐怖的屠杀足以镇压革命的爆发，然而事实恰好相反，革命热情高涨的广大新军士兵，怀着满腔愤怒，自发地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当天晚上(10月10日)，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了第一枪，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起义发动以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大大加强了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驻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带领队伍进攻总督衙门。这时各标营新军革命士兵听到枪炮声和工程第八营起义的消息后，也都纷纷起义，声势更加浩大。在猛烈的攻击下，瑞澂破墙而逃，跑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兵舰上躲了起来。第八镇统制张彪闻变后也逃往汉口刘家庙。经过一夜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
11日晚和12日早，汉口和汉阳新军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
起义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胜利后，如何建立一个革命的政权，就成为迫不容缓的大事。然而，起义的士兵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由自己掌握政权的重大意义。在他们看来，新的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应该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当时，孙中山还在国外，起义前原推定的总司令蒋翊武因机关破坏逃亡在外，孙武又因制造炸弹受伤，还在医院治疗，各标营代表资历较浅，而且各不相下。怎么办呢!一时都拿不出主意。这对立宪党人就乘机而入，他们推荐了曾经杀害起义士兵的原清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天午后就在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主持之下，开会决定成立湖北军改府，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这样，起义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革命致权，就被封建旧官僚和立宪派分子所窃据。
但是，武昌起义反映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起义一经取得胜利，立即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当时武汉地区的广大群众，更是无比兴奋地以火热的革命激情，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积极地响应和支持了这一斗争。在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下，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向前发展，到了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经有十四省先后宣布独立。腐败不堪的卖国的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从此结束。武昌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华民国”的成立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间，全国绝大多数省分都已宣告独立，客观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革命的领导中心。
11月初，宣告独立的各省的代表开始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
中华民国的诞生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胜利，是几十年来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华民国并不是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旧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掌握一支革命武装做为支柱，又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因此，中华民国虽告成立，但是它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没有什么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击之下，很快就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实际上仍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的国家。毛主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从中华民国的诞生开始，帝国主义便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力图绞杀它。在经济上一方面扣留革命势力管辖地区的全部海关收入，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头子、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在外交上一方面拒绝承认中华民国，一方面极力扶持袁世凯窃夺政权。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以军事行动恫吓革命派，长江上集中着英、日、美、德各国的军舰，日、俄两国还把军队直接开入东北，企图乘机打劫。
袁世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便肆无忌惮地对革命派实行一打一拉的狡猾伎俩，向革命猖狂进攻。混入革命的立宪派则联合资产阶级右派(妥协派)逼迫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叫嚷如果不向袁世凯让步，就有亡国的危险。孙中山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和妥协派的压力下，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誓守参议院所定的《临时约法》，即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觊便抓住机会，逼迫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并致电南京政府声明拥护共和。南京参议院这时只好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迫与袁世凯妥协，但对袁世觊是存有戒心的。因此，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时，就提出了一些条件来束缚袁世凯。但是因为没有实力作后盾，这些条件不但没有什么约束的力量，而且很快就被袁世凯用狡猾手段破坏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参议院又议决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而争得的革命果实，就这样被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软弱，他们缺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足够的勇气，不能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甚至幻想与革命敌人妥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样，自然就不能真正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加上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的联系，还非常害怕并且极力压制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面前，他们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最后只有退却和妥协。毛主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革命推翻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立了中华民国，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1912年(民国元年)3月，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由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令颁布。《临时约法》实际上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