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超越于时代之外。京剧和许多别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京剧艺人激于祖国的危亡，曾经演出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当中，如汪笑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编演的《皇帝梦》，把袁世凯的奸相和丑态，演得淋漓尽致，当时尽管袁世凯已经死了，但对于北洋军阀的丑恶本质，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都编演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荒山泪》；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由此可见，京剧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战斗的优秀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而，京剧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遭受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践踏，有过自己的盛衰兴败。在清朝统治时期，它一度被皇帝、贵族、官僚所“赏识”，成为宫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京剧遭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诞、甚至极其丑恶淫秽的剧目，曾经风行一时。反动派把艺术糟踏得不像样子，许多艺人穷愁潦倒，过着辛酸的血泪生活。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京剧才得到新生。1944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观看了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延安平剧院的同志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京剧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并给予了京剧以新的生命。京剧这一传统艺术从此成为广大工农兵团结自己、教育自己、打击敌人的新的有力的文艺武器，它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必然会大有发展。
中国的现代话剧产生
中国传统戏曲着重唱、做、念、打。除了唱和做属于歌唱和舞蹈外，念和打可以说是语言和动作，这已经包含有现代话剧的因素。所以，中国现代话剧在古典戏曲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基础。但是，完全以语言和动作为主要表演手段，采用分幕分场的近代编剧方法和写实的化妆、服装、装置、照明，以及表现当代的生活斗争和历史故事的现代话剧，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它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产物。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看到国家民族的危亡，纷纷到外国留学，渴望从国外找到救国救民的好办法，找到使国家独立富强的出路。
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和革命宣传也最活跃。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有的翻译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著作；有的则通过文学艺术的武器，创作通俗的诗歌、鼓词等等，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鼓吹革命。中国现代话剧就是在这样蓬勃发展的革命潮流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1907年2月，留日学生曾孝谷、李息霜等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组织了一个演剧团体，叫“春柳社”。后来曾孝谷还把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五幕话剧，并于这一年6月初，在日本东京正式公演。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就是在这时加入春柳社的，并且参加了这一次演出。
《黑奴吁天录》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和话剧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吸引了观众，当时看过这次演出的日本著名戏剧家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剧中所揭示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黑人的主题思想，对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同情和共鸣，这就更使这次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
小说《黑奴吁天录》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原作者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陀夫人，这是一部揭露和反对美国资本家虐待黑人的作品。由于作者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认识，加上作者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不但没有能够指出种族歧视和压迫来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宣扬了基督教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观点，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作者以深刻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美国黑人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奴役和虐待，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和奴隶主迫害黑人的滔天罪行，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翻译者的意图也就是要借此警醒中国人民。林纾在为译本所写的序言、跋文和译例中曾经一再强调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激发国人“振作志气”。他不但反复表示了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压迫的愤慨，警告中国人民必须独立自强，而且指出美帝国主义虐待在美国的华工也一样残酷，比起美国黑人的遭遇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批评了那种认为帝国主义也能宽待殖民地人民的谬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春柳社当时选择了这一小说编为剧本，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的。
话剧《黑奴吁天录》虽然是由翻译小说改编的，但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过自己编写的如此完整的多幕话剧，因此可以说，《黑奴吁天录》不但是中国现代话剧最早的一次演出，而且是中国最早创作的一个话剧剧本。
春柳社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做了许多工作，可说是中国最早的话尉团。它在中国现代话剧事业上迈出了第一步后，影响很快就扩大到国内。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创立了“春阳社”，第一次的演出也就是《黑奴吁天录》。1910年，春柳社员任天知又组织了“进化团”。在此期内，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剧团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镜若在1912年又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接着欧阳予倩等许多春柳旧人回国，也都加入演出，形成了中国现代话剧创始期的热潮。所以1907年“春柳”的《黑奴吁天录》，可说是我国现代话剧的起点。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宝座，拜倒在帝国主义脚下，几乎把中国的主权出卖净尽。袁世凯垮台后，日、美、俄、英、德、法等帝国主义者操纵各派军阀，割据一方，互相争夺，战祸频繁，人民涂炭，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彻底破产，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接替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处在中国革命这个新的转折关头。它为这个革命转折的到来大声疾呼，扫清舆论障碍，准备思想条件。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从西方学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所谓新学，并且作为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的对立面而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比在政治战线上的斗争还要软弱。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文化思想上发动了一系列猖狂进攻，奴化思想和复古思潮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尊孔尚孟成风，读经声浪盛传，什么“孔道会”、“尊孔会”等团体，如毒草丛生。曾经提倡改良主义的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主编《不忍》杂志，表示不忍“纲纪之亡灭”，“国粹之丧失”，大倡孔教主义，宣扬“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谬论。曾经介绍西方文化的主要人物严复，也投入这股复古思潮的逆流，推波助澜，变成恢复帝制的倡导者。袁世凯的《天坛宪法草案》，更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封建余孽们则发出“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的叫嚷。所有这些滥调，风行一时，甚嚣尘上，企图以此来消除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麻痹人民斗志，巩固其反动统治。
可是，辛亥革命的影响毕竟不能一下子被消除掉，革命虽然失败了，民主共和只存空名，但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袁世凯的罪恶统治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和反封建的要求，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
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号召“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必须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坚定精神，同“陈腐朽败”的思想决裂，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前进。这篇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文章，披露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和宗旨。它以新的革命姿态，战斗在当时的文化思想战线上。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中心内容，即要求民主，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政治，宣传科学，反对盲从迷信，反对偶像崇拜；主张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反对八股教条。
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看作“近世文明”的精华，将民主、人权、解放等同起来，认为民主就是人权，就是解放。他们主张：必须“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他们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把人民从愚昧、迷信、想象和武断中解放出来，以达到所谓的“宇宙人生真正契合”。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几千年来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进行猛烈抨击。认为“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简直是你死我活，形同水火。并把矛头对准封建礼教、道德、传统观念最集中的代表——孔子学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声，使长期处在宗法制度和封建思想禁锢下的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革命，同宣传民主与科学，同反对专制政治、宗法思想密切联系起来，构成新文化运动不可缺少的—个组成部分。
鲁迅是真正把文学革命从内容到形式结合起来的最好典型。他用小说和杂文深刻地揭露了宗法制度和封建旧礼教的罪恶，辛辣犀利地“刺破旧中国的脸”。他的第一部以白话文形式出现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一篇讨伐封建主义的战斗檄文。鲁迅的作品使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精神进一步发扬。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很大影响的人物。陈独秀在传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提倡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文言文等方面，起着“革命的前驱者”(鲁迅：《“呐喊”自序》)的作用，曾被当时青年誉为“良师益友”。在当时他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并在一九二○年前后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过分推崇西方文化，轻视人民群众力量，以至于后来被革命的深入发展所抛弃。
《新青年》另一编者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积极投入反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宣传民主思想和科学真理。尤以充满信心、希望和乐观主义的激情，讴歌“青春中国”的“再生”，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由于这种追求先进真理，向往光明未来的革命精神，使李大钊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能够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此外，像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和蔡元培等人，都在不同方面对启蒙运动作出贡献。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也在这个反封建文化的阵线之内，对白话文运动起过一定作用。
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范围，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激进民主派“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尽管如此，它对于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思想堡垒，发动了威力空前的进攻，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掀起追求真理的热潮，充分发挥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