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曾经说过：不要把福报用完了，为人处事要低调，不轻言做寿大庆大贺，人不能太张扬。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的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她承载万物的地位……
这里说的“福报”，是佛家用语。福报是果，因在于修。福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修来的。
南怀瑾在11岁时遭遇了一件奇特的险事，让他刻骨铭心，他把这件事与“福报”联在一起思考，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并警示终身。
南怀瑾，出生于浙江乐清的一个小乡村。6岁开蒙，上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了旧式教育。到了11岁，古书已经读得很多了，已经通晓诸子百家，还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就是当今汉语言专业的本科生也没有他读的古书多，而且，还在一直读下去呢。
他的父亲是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有着温州人善于经营的智慧，勇于经营的胆识。在乡间开了多个小店，经营着布、米、百货，还有些田地上的收成。家业兴旺，箱底厚实。虽说是仕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但他的父亲坚信经商是第一的。生意做好了，发了大财了，连官府里都要来攀附你的（这种想法在当今可谓是大放光芒了）。
他的父亲还是个开明人士。那时，城里已经时兴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了。而他的独生子南怀瑾对算术、化学之类的现代文化知识却是个空白。父亲也认识到了这是个大问题。于是，就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城里的县第一小学（大概也是类似于如今的重点小学）里，花了大价钱插班读六年级。学校里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托人家照应，可谓用心良苦。
这年的寒假到了，学生们都回家过年了。这一年也正好是南怀瑾的奶奶60大寿，家里就摆开了寿宴，大庆大贺，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
离开学的日子还早着呢，但生日宴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南怀瑾就急猴猴地要去上学。父母亲再三阻拦无效，只得让他去，也没人送，他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独自走了几个钟头，进了城，还是住到父亲的那个朋友家里。
就在他离开家的这天夜里，南家出了大事了。一伙穷凶极恶、如狼似虎的海盗把南家洗劫一空，亏得父亲逃得神速去搬救兵，母亲化装成佣人，才躲过了被绑票甚至杀身之祸。
财产损失惨重，好在是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更好在南大师头一天生出了莫名其妙的念头，要去上学，冲破了一大家人的劝阻而走了。要是还在家里，这个独生子，多值钱啊，还不成了海盗的绑票，也许早就没命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的国学大师。
这件刻骨铭心的事情一直挂在南老师的心头。如果不是连续大操大办奶奶的60大寿，也不会招来海盗。南老师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轻言做寿。佛学里也讲，一个人、一个家庭，在“福报”很好的时候，不能把“福报”用完了。
南怀瑾的意思大概是，人不能太张扬。尽管他的父亲在当地是很有人缘的，也经常捐助地方解决一些困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业，让乡邻们受益了，但是，你为了做个生日，天天大鱼大肉的酒席摆下十几桌来，声势浩大的还惹来了不少白吃白喝蹭饭的家伙，多显人眼目啊，那还不把幽冥之处的那双眼晴惊醒了。每个人的背后，总是有一双眼睛在盯着的。一种情形是，因为洁身自好，行善积德，屏蔽了你的身子，那双眼晴看不到你，你也就太平无事了。一种情形是，因为你的张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甚至是疯狂成一团火，那双眼晴就会盯上你，灾难也就随之而降了。西方有人士说过，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定让其先疯狂。
低调做人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谋略。南怀瑾先生告诫我们要注意说话，要小心行事，做人要低调。
康熙十六年，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的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用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意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每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官袍和一双靴子，大家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20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的人员说：“朕博采舆论，敢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肱股之臣啊！”
在生活上简朴些、低调些，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品德修炼，而且也能赢得上下的交口称誉。
可是低调归低调，在做事上却应该向高标准看齐。
张廷玉是清朝有名的重臣，雍正初晋大学士，后兼任军机大臣。张廷玉虽身居高官，却从不为子女们谋求私利。他秉承其父张英的教诲，要求子女们以“知足为诫”，其代子谦让一事即为突出的例子。
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了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立即被那端正的字体所吸引，再看策内论“公忠体国”一条，有“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更使他精神为之一振。雍正帝认为此论言辞恳切，“颇得古大臣之风”，遂将此考生拔至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拆开卷子，方知此人即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雍正帝十分欣慰，他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宜力。大学士张廷玉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始终不渝。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并指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了张廷玉。
可是张廷玉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求面见雍正帝。获准进殿后，他恳切地向雍正帝表示，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儿子又登一甲三名，实有不妥。没容张廷玉多讲，雍正帝即说：“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张廷玉听罢，再三恳辞，他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臣蒙恩现居官府，而犬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张廷玉是深知一二甲的差别的，但他还是提出了改为二甲的要求。雍正帝以为张廷玉只是一般的谦让，便对他说：“伊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见雍正帝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跪在皇帝面前，再次恳求：“皇上至公，以臣子一日之长，蒙拔鼎甲。但臣家已备沐恩荣，臣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忠。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张廷玉“陈奏之时，情词恳至”，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不久，在张榜的同时，雍正帝为此事特颁肃旨，表彰张廷玉代子谦让的美德，并让普天下之士子共知之。可喜的是其子张若霭十分理解父亲的做法，而且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后来在南书房、军机处任职时，尽职尽责，颇有其父之风。其父能秉低调做人之原则，而其子又不负众望，能行高标之事，实在是皆大欢喜。一个人刚进入一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保持谦虚与低调，同时知道积极与主动。
一个老领导在办公室墙上挂着这样一个条幅，上写：“竖起桅杆做事，砍断桅杆做人”。当时众人都不怎么理解其中的含义，经询问才知这是他一次惊心动魄经历的结晶。说是他小时候跟随爷爷出海，途中碰见大风大浪，渔船险遭倾覆。危急时刻爷爷砍断了桅杆才得以生还。后来爷爷告诉他：“帆船前进靠帆，升帆靠桅杆，桅杆是帆船前进动力的支柱；但由于高高竖立的桅杆使船的重心上移，削弱了船的稳定性，一旦遭遇风暴，就有倾覆的危险，桅杆又成了灾难的祸端。所以，砍断桅杆是为了降低重心，保持稳定，这样才能保住生命。”于是，他由此深刻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后来因工作非常出色、群众拥护而职务一再升迁。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像扬帆出海，必须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就像高高的桅杆上鼓满风帆；而做人则要脚踏实地，无论取得多大成绩，尾巴也不能翘到天上，无论地位多么显赫，也不凌驾于他人之上，否则就会失去做人的本分，终将倾覆于生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南怀瑾先生处世低调，总说他这一生“一无是处，一无所长”，实际上他已经享尽人间的荣光。不过，也正是这种低调，让他免去不少麻烦。身负盛名的他尚且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更应低调处世了。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过于暴露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过分地招摇，对自己极为不利，容易受到有妒忌之心的小人的攻击。因此，适当隐藏自己的锋芒、低调处世，一方面可以使自己谦虚向学，另一方面可以保护自身不受损害，有利于自己聪明才智的发挥。
国学话谋略
低调是自己选取较低的标准、要求、观点和看法，去面对他人和处理所发生的事件。是对别人低标准要求的反映。低调其实到底好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中国传统思维就是低调。
俗话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比较不容易树敌。如果心情平静，是真的处事低调，处变不惊，这当然是好事，而且是大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