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剧《潜伏》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军统特务扮成记者采访国共和谈代表的镜头。其实，当时的复兴社特务们，不仅在重要场合假扮新闻记者，而且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还渗透到了文化界和舆论界内部。不仅如此，复兴社的特务们还千方百计地恐吓、收买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文化界人士，一旦收买不成，就实施暗杀。不过，大多数的中国人脊梁骨还是硬的，而且，硬骨头的中国人永远杀不完。
民主斗士杨杏佛被刺案
自从力行社建立后，其针对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屠杀和围剿就拉开了序幕。后来，为了“攘外安内”，他们的枪口不仅对准了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还对准了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一句话，谁反对蒋总裁，就杀谁。杨杏佛就是被杀的国民党党员之一。
1933年6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上海法租界的中外人士像往常一样闲适地在街上踱着步子，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案正在酝酿。
只见一辆敞篷汽车缓缓开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车上除了司机，还坐着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就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骨干的国民党党员杨杏佛和他的儿子杨小佛。
杨杏佛不仅是国民政府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要员，还是有“民国诸葛”之称的进步人士赵凤昌的女婿，其夫人赵志道也是著名的进步人士。
汽车刚开出中央研究院大门不久，来到上海亚尔培路（现在的陕西北路）附近，突然从街角里蹿出了四个人，将汽车团团围住。随后，这四个人就掏出枪来，朝汽车猛烈射击，司机见此情形，打开车门仓皇逃走。
当那四个人突然出现，将汽车团团围住时，杨杏佛就意识到，这些人要杀害他。前几日，他收到过一封装有子弹头的恐吓信，同时，还有几个朋友告诉他，复兴社要对他下手。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杨杏佛的照片已经被复印了很多份，上海市内的复兴社特务人手一份，戴笠放话说：谁要是杀死了杨杏佛，谁就可以得到重赏。
面对密集的枪弹，杨杏佛连忙用身体护住儿子。密集的子弹打在杨杏佛身上，杨杏佛倒在了汽车座位上。法租界内警笛大作，巡捕们纷纷赶来，几名特务四散逃窜。
此时，附近利汉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贝柯克闻声赶来，奋不顾身地赶到杨杏佛所乘坐的汽车旁，见杨杏佛虽身中数弹，伤势严重，但尚有一丝气息，于是贝柯克跳上汽车，一路风驰电掣将杨杏佛父子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遗憾的是，杨杏佛因为伤势过重，于当日上午9点20分死亡，杨小佛因为有父亲庇护，只是腿部中了一弹，经及时救治，已无生命危险。
刺杀杨杏佛的不是别人，正是复兴社的特务。那么，杨杏佛为何会招致复兴社特务们的毒手呢？
杨杏佛，原名杨铨，字宏甫，1893年5月出生于江西省玉山县。杨杏佛从少年时期就向往革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武昌发起了武昌起义，他便千里迢迢前去参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后来，袁世凯窃国复辟，杨杏佛不愿为袁世凯所用，就于1912年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后在美国获得商学硕士学位。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杨杏佛担任了大学院的副院长和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他倡导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并竭尽全力保护进步学者和民主人士。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反革命事件，大批共产党人遭到了疯狂的屠杀。杨杏佛不顾笼罩在头顶的白色恐怖，协助宋庆龄、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一起营救了牛兰夫妇、陈赓、潘梓年、陈独秀等大批的中共党员。
1932年年底，杨杏佛协助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负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日常工作。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期间，杨杏佛、宋庆龄等人一直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右派的独裁统治以及复兴社的特务罪行，大力呼吁民主和自由。
1933年3月，杨杏佛、宋庆龄等人又发起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发动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发起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3年4月，杨杏佛等人护送宋庆龄到南京，探望被国民党右派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同时和宋庆龄等进步人士一起呼吁国民党废止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杨杏佛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威望，使得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恐惧。复兴社数次恐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相关人士，未见成效。最终，蒋介石决定派复兴社特务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人士进行暗杀。因为宋庆龄在海内外声望显赫，加上宋家在国民党政府内权势极大，所以复兴社不敢对宋庆龄下手，于是决定杀害杨杏佛，以起到恐吓宋庆龄、瓦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作用。
1933年4月，戴笠把暗杀杨杏佛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的复兴社特务头目赵理君，赵理君命令特务过得诚等四人具体执行这次暗杀任务。
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赶到上海指挥行动，赵理君、过得诚等人组成了特别行动组，他们在戴笠面前拍着胸脯保证“不成功即成仁”。
1933年6月18日，实施暗杀完毕后，过得诚等四名特务迅速离开现场，奔向隐蔽在附近的赵理君所驾驶的汽车，过得诚在慌乱中竟然跑错了方向，其他的特务见过得诚没有跟上来，怕他被租界内的巡捕捕获，立刻拔枪对过得诚连开几枪，随后仓皇逃窜。
特务们刚走，过得诚就被随即赶来的法租界巡捕捕获，随后被送入医院抢救。经过抢救，当天下午过得诚就可以说话了，然而他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刺杀杨杏佛的凶手，坚持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然后被特务们的流弹所伤。
虽然过得诚铁嘴钢牙，但也没能善终。当晚，过得诚就被潜伏在法租界巡捕房内的复兴社特务范广珍毒死，杨杏佛遇刺案就此失去线索，成为悬案。另外一个刺杀杨杏佛的主要特务——赵理君也没得到善终，至于他的下场，本书后面也有交代。
杨杏佛遇难后，宋庆龄向国内外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反动派的卑鄙行为。鲁迅、沈钧儒、洪深以及外国友人史沫特莱、伊罗生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不顾自己正在被复兴社特务监视，亲自前往殡仪馆为杨杏佛送行。鲁迅还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遇难之后，其子杨小佛和妻子赵志道清点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除了一张3000元的欠条之外，杨杏佛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杨杏佛虽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但是他却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投入到了创办进步刊物、设法营救进步同志等革命工作当中，为革命活动倾尽了所有。
这里再多说几句，杨杏佛遇难后，他的遗孀赵志道以及两个幼子一直靠抚恤金艰难度日。1943年，杨小佛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因为战乱，杨小佛一度失业，在1945年12月，进入国民党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上海解放后，杨小佛被原职留用。1950年7月，杨小佛参加了解放嵊泗列岛战役的随军支前运动，因为表现突出，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纪念证和上海市海员工会颁发的铜质渡海解放嵊泗纪念章。1979年，杨小佛参与了《英汉大辞典》第一版的编写工作，后来杨小佛一直任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