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杀奸团的基本情况
根据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回忆，当时天津各个学校的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女）、陈阎如（女）、冯健美（女）、夏致德（女）、张同贞（女）、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女）、翁某（女）、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女）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刘洁）、李桂芬（女）、刘蕴华（女）、刘钦兰（女）、李吉芳（女）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女）、王菊青（女）、王硕芬（女）、于学慧（女）、吴莲顺（女）、魏某（女）、龚某（女）等。
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哪个学校的有：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女）、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女）、方茂萱（女）、徐德贞（女）等。
（以上名单来源于天津图书馆公共资源《天津抗战纪事》）
抗日杀奸团具体在何时、何地建立，众说纷纭，现存的史料里，只有原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祝宗梁先生根据回忆所叙述的1938年1月，他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情形：“1938年1月，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张伯苓先生的外甥，达仁女学校长马千里先生的公子，后来南开的学子，解放后在天津化工厂任高级工程师）、袁克昌（抗战胜利后加入共产党，后任江苏环保厅厅长）等七八个人。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虽然抗日杀奸团的成员都有化名，但是杀奸团的领导人曾澈却没有化名，所有人都喊曾澈“二哥”。
最初，抗日杀奸团分为女子大队和男子大队。女子大队由方茂萱任队长，下设各小队，队长分别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等；男子大队由李如鹏任队长，下设各小队，队长分别是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等。
所有杀奸团成员在加入组织后，首先要在小队长的领导下，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例如如何使用炸弹、如何使用枪弹等，同时还要学会使用抗日杀奸团内部特有的密语，例如警察叫作“棍子”，枪支叫作“书包”，子弹叫作“书”，炸弹叫作“饭盒”等等，为了便于将来参加行动，团员们还要学会熟记汽车牌号、跟踪、隐蔽等基本的技能。
因为抗日杀奸团刺杀汉奸的主要方式，是使用炸弹进行爆炸，所以在熟悉一些基本的刺杀技能后，不少成员还要学习制造炸弹和燃烧弹的方法。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在学校里化学学得很好，他们根据书本上的知识，用氯酸钾和苦味酸混合做成了炸药，其效果远远胜于传统的黑火药。为了保护团员们的安全，抗日杀奸团的团员们还采用硫酸慢慢渗透到氯酸钾和乳糖的混和粉中的办法来延迟爆炸时间，后来，又使用黄磷和二硫化碳的混合溶液浸泡引信，这样，等到溶液蒸发后，黄磷就会自燃，从而引爆炸弹。再后来，这些杀奸团的团员们还制成了定时炸弹。后来，这些学生们还自己试验成功了催泪弹。这些炸弹，为抗日杀奸团的屡次刺杀成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制造炸弹的前提需要化学药品，但是在天津这样的沦陷区，购买药品十分不便，幸而有一位德国洋行的仓库管理员，被抗日杀奸团团员们的抗日精神所感动，为杀奸团购买化学药品提供了很多帮助，抗日杀奸团的炸弹原料才彻底得到了解决。
同时，为了给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杀奸团的成员们在天津的黄家花园开了一家水电行，杀奸团的成员向传纬的哥哥向传经担任此水电行的经理。水电行除了为抗日杀奸团提供工作场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万一哪个杀奸团团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日本人抓捕，这家水电行可以及时充当铺保，以被捕人员是本行职员之名来保释这些团员。
大多数新加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担任交通员一职。交通员的任务就是在天津市内分发进步的报纸和刊物，以此来抵抗当时日本的文化侵略，这份工作看来简单，但在当时日本侵略者横行的天津却风险巨大。
每周日上午，杀奸团还会举行一次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杀奸团的干事和小队长，会议内容主要是报告形势、安排行动、传达任务、动员骨干，此外还包括对抗战形势的分析以及传达、如何更好地避免日本鬼子的盯梢，一旦被捕如何应对等。会议结束后，各个小队长再将会议内容通过小组会议的方式传达到各个小组，小组会议也是每周一次，无论会议大小，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念抗日杀奸团的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小组会议常常在团员家中举行，有时，小组会议也会在某幢大楼或者商厦的平台屋顶举行。为了确保杀奸团成员们的安全，杀奸团规定，各小队和各小组之间不准往来，更不准相互泄密。
后来，抗日杀奸团的组织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军统负责领导抗日杀奸团的干部就参照复兴社和军统的管理方式，在杀奸团之外又建立了几个杀奸团的二级组织，这些二级组织包括由平津两地大中学生组建的“学联”，还有由平津两地的巡警组成的警联以及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工商联。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二级组织的全称、组织机构和主要领导人如今已经很难查到了。
抗日杀奸团的“小动作”
跟其他的抗日组织一样，抗日杀奸团在成立之初，执行的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暗杀任务，但是这些小任务也给日寇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中日中学纵火案
中日中学是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开办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奉行的是侵略者的奴化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汉奸的学校。当时，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后来加入军统的学生孙若愚，给很多正在中日中学教书的有才华、有正义感的教师都发了匿名信，要求他们脱离这个汉奸中学，去别处工作。后来，孙若愚还在军统的指挥下，制造了中日中学纵火案。
那是1938年3月的一天，孙若愚和其他几个在中日中学念书的抗日杀奸团成员，成功地把汽油带进了学校，这其中有李振英（后来北平抗团的负责人，考入北大化学系，后成为爆破专家）、赵恩波（又名赵逢春，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张砚田（又名张石）、王保璋。他们几人兵分三路，分别在教务处、三楼教室和图书馆泼汽油放火。这次纵火案，并没有给中日学校造成巨大损失，教室的火没有着起来，教务处的损失也不大，只有图书馆损失比较严重。后来，日本宪兵得知此事，闯进了学校，抓捕了很多老师、学生和工友，其中赵恩波、张砚田也被日本宪兵抓了起来。这两位抗日杀奸团成员，在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出卖其他的同志。后来，赵恩波的家长通过种种渠道，将赵恩波救出，而张砚田究竟有没有被救出，未见史料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