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上海区的重新组建
王天木叛变后，军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为此，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命原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担任了军统上海区区长，誓与汪伪76号作殊死决斗。
本书前面“刺杀张敬尧”等节中，曾经多次提到过陈恭澍。陈恭澍被人称为“辣手书生”，在他被捕后，曾有人统计过他的暗杀记录，一共有二百多起。从1932年他毕业于“洪公祠”到1941年10月30日被捕，满打满算也就九年时间，在这九年间，陈恭澍平均一个月策划实施两起行动，真算得上军统中最为高产的杀手特工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上海局势，陈恭澍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次挑战。此时的军统上海区已是一片狼藉，王天木叛变后，上海区暂由原副区长兼第一行动队队长赵理君临时代理。而赵理君身患重病，并不能主持上海区的正常工作，日常工作只得由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负责，幸而陈恭澍领命而来，才使得上海区恢复工作，赵理君则被调到河南洛阳去工作。
在王天木叛变之前，军统上海站所辖特务有一千余人；然而，在陈恭澍上任之际，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却只用了一句话，就介绍完了整个军统上海区的人事情况，可见当时军统上海区的惨境。在后来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形，还有这样一段感慨：“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可见当时的上海站是何等颓败。
当时的军统上海区，三面受敌，上海租界的巡捕房对军统特工虎视眈眈，汪伪76号更是欲除之而后快，而日军宪兵队则疯狂嗜杀，妄图对军统上海区斩草除根，所以陈恭澍真可谓临危受命。
然而不管形势多么残酷，新任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还是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扩充了军统上海区的实力，在短短数月里，焕然一新的军统上海站就出现了，它分为五个情报组和八个行动大队。
情报组第一组组长是朱啸谷，他大学毕业，英文较好，身材短小，能力超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他们都是陈恭澍发展的军统上海区成员。
第二组组长是刘健，湖南人，是军统的老牌特务，精明干练，工作经验丰富。
第三组组长是张圣才，副组长葛越溪，这一组的特点鲜明，成员清一色是福建人。
第四组组长是盛志成，她是军统中为数极少的女特务之一，这一组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搜集“社会情报”。
第五组组长是时寿章。
行动大队第一大队是上海区本部直属大队，其下又分为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相强伟，嵊县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历经考验，工作经验极其丰富。第二小队队长刘全德，枪法出众、经验超群、雷厉风行。第三小队队长周西垣，擅长谋略。
行动第二大队人员较多，共有五十多人，是八个行动大队中人员配置最为完善的大队。与其他大队不同的是，第二大队的主要成员原本都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门下。
行动第三大队队长蒋安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该大队大部分成员来自军统培训班。
行动第四大队队长徐晚枫，副大队长封企曾。
行动第五大队队长是汪福谦。
行动第六大队队长潘绍岳。
行动第七大队队长张秉权。
行动第八大队队长箫张权。
同时，陈恭澍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称为新一组，新一组直接归陈恭澍指挥，行动最为快捷。新一组组长毕稿奎，浙江人，曾是留法的机电工程师，戴笠曾亲自接见过他。新一组在戴笠的支持下，抽调了军统各个培训班的最优秀人才加入，可谓人才济济。
在管理制度上，为了确保上海区的安全，区长陈恭澍还建立了新的通讯制度。根据陈恭澍的安排，上海区区本部与外勤单位皆不发生直接关系，全部由交通线来传达命令。而交通线又分为内交通线和外交通线，内交通线只负责本部与行动队之间的通讯，外交通线只负责行动队之间的联系。为了让军统上海区区本部更具隐蔽性，上海区区本部采用家庭式办公，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内。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为了更加安全，陈恭澍还鼓励军统人员把自己家里的老人们都接到办公地点来居住，以便看起来更像家庭住户。
在陈恭澍的全面推进下，军统上海区终于在危局中重新发展了起来。
刺杀汉奸程海涛
1940年年初，在上海法租界的军统上海区区本部区长陈恭澍的办公室里，军统译电员王绍谦把一份电报交到了陈恭澍的手里。几个月来繁忙的工作使得陈恭澍略显疲惫，眼睛里满是血丝，他拿起电报来，还没看完，就站起来，在屋里踱起步来。原来，这封电报是戴笠发来的，他督促陈恭澍在重建军统上海区后，尽快开展行动。
陈恭澍随即叫来了军统上海区副区长郑修元，二人筹划从何处着手，开始军统上海区的行动。
几日后，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又出现在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办公桌上，陈恭澍只是简略地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文件夹中，起身走出了办公室。随即，军统上海区各情报组和行动大队，包括新一组的负责人都汇集到军统上海区的秘密会议室中。到任已经两个月有余的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第一次向大家发起了行动动员，并将戴笠的电报公之于众。戴笠在电报中这样叮嘱陈恭澍：“吾人及京沪两地及京沪线上，必须扩大行动，发挥吾人之权威。请策励所属，积极行动，藉以寒奸贼之胆。”
虽然当时日本宪兵很疯狂，24小时不定时巡逻，还派出了大量的便衣搜寻军统特务，而汪伪76号也非常警觉，可陈恭澍还是和大家一起，找到了上海区行动的突破口，那就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
根据军统的情报组侦察的情报显示，程海涛名义上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表面上为法租界维护治安，实则暗中投靠日军，是卖国投敌的大汉奸。陈恭澍决定，从刺杀程海涛开始，打开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局面。
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达了刺杀汉奸程海涛的命令后，行动大队四大队队长徐晚枫就派出人手，侦察程海涛的活动规律。这一天，徐晚枫得知，程海涛最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一个叫作天涯路的歌厅，于是在报告陈恭澍之后，决定在法租界的贝勒路与康悌路口，也就是程海涛到“天涯路”歌厅的必经之路上伏击他。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人多车多，容易拥堵，旁边有一片居民区，街道交错复杂，行动结束后，不仅容易隐蔽，而且容易逃脱。于是徐晚枫选了四大队里枪法最好的四个特务，两人一组，相互掩护，伏击在这个路口，伺机刺杀程海涛。除了这四个人外，徐晚枫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负责核查刺杀结果，以确保刺杀成功。
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康悌路口，一辆黄包车由远及近，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制服上的金属扣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个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华籍督察长程海涛。而在街角，有四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这个男人，这四个人就是军统上海区行动大队四大队一组的成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守好几天了。
当黄包车来到丁字路口附近，因为车辆拥堵，速度慢了下来。坐在黄包车上的程海涛等得不耐烦，干脆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行动大队四大队的四名成员迅速出击，第一组行动的两人快步移到了黄包车前，随即其中一个摘下了帽子，示意第二组行动的两人再次确认此人是否为程海涛。几秒钟后，跟随在他们身后的第二行动组的两人中的一个，也摘下了帽子，意思是没错，此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华籍督察长程海涛。随即，第一行动组的两个人迅速拔出手枪，喊了一声“程海涛”，程海涛被喊声惊醒，回头应答，他们扣动扳机，子弹命中程海涛要害。在击毙程海涛后，四个军统成员迅速撤离了现场。
黄包车车夫听到身后有枪声，回头看乘客已经中弹身亡，吓得大叫起来：“杀人了，杀人了！”然而道路拥挤，人声嘈杂，过了好一会儿，附近巡逻的巡捕才赶了过来。
第二天，在法租界军统上海区区本部，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心满意足地扬了扬手中的报纸，对书记郑修元说：“程海涛身中三枪，其中一枪命中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