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决不做“开发客”，冒险、投机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到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时，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人心浮动，百业萧条，地产有价无市。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受到当时一些谣传的影响，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陆动荡的局面一定会好转，香港的困境一定会改变。
李嘉诚正是透过眼前的迷雾，看到香港灿烂的未来，毫不动摇，稳坐钓鱼台。他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时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于是，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了一座座富丽堂皇的新大厦。
正如李嘉诚所预料的那样，风波过去了，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还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则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而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仅占全港面积的1/8。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面对这种情况，香港当局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这就更加助长了地产业的狂热发展，一时间“炒”楼之风盛行，但也因此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李嘉诚真不愧是一位“投资奇才”，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长江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仍能稳步向前。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再后来，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香港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就更加大了对地皮的需求量，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房地产价格的狂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聚敛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20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平稳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为1107元，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38074元，住宅每平方米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后，香港地产业经过5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疾速发展，地价狂升猛涨得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的猛涨，地产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了。
4.知己知彼，投资要纵观全局
我每逢作出商业决定前，总会先将其可能性研究得清清楚楚。
——李嘉诚投资箴言
自从李嘉诚1958年涉足地产业以来，长江公司的发展可以说一直是顺风顺水。197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一年以后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且成功上市。1976年，长江实业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达到5.3亿元，在商界已经非常引人注目。
可以说，这时李嘉诚的房地产经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业界和传媒，并没有人将李嘉诚看作是房地产大亨。也就是说，对于真正的地产大亨来说，李嘉诚此时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小打小闹，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从1977年以后，李嘉诚的名字却已经家喻户晓，只要有他出现的拍卖场，就一定有大批的记者对他穷追不舍。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李嘉诚参与了地铁中环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地铁顶上的施工)的竞标。在这次竞争激烈的角逐中，李嘉诚的长江实业一举击败了当时的香港地产巨人置地公司，从此开始了华资向英资进军的历史性转变。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关键就在于李嘉诚能够从全局着眼，精确分析各方经济实力，从而做到了“知己知彼”。
中环站和金钟站的地铁工程预计耗资205亿港币，在8年内完成，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工程。中环站是地铁的首段终点，位于香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第一站，又是香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香港政府公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齐集此地，且毗邻中环银行区。中环站和金钟站的位置如此优越，如能为其上盖，就能完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业务。这样巨大的商机，令全港的地产商无不垂涎三尺，李嘉诚当然也不例外。
此地铁工程的资金来源有三种渠道：一是由香港政府担保获得银行长期贷款；二是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出售股权集资；三是地铁公司与房地产公司联合发展上盖业务，将利润充当股权。早在1976年下半年，新闻界就盛传香港地铁公司公开招标地铁上盖工程，1977年初这个消息终于得到了官方证实。一得到确切消息，李嘉诚便开始摩拳擦掌，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他知道，这将是一场异常激烈的争夺战，没有一点实力，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肥肉被别人叼走。
据跟随李嘉诚多年的下属回忆说，李嘉诚平时极少将工作带回家，他总是尽量放松自己，第二天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可是这次对地铁投标，李嘉诚却常常把文件和资料带回家去，足见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何等重大。这次夺标呼声最高的置地公司隶属于英资企业怡和，是香港房地产界的“大佬”。在香港有种说法，叫“撼山易，撼置地难”，可见置地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多么大。和这样的对手交手，没有全方位的准备，没有十二分的信心和胜算，最好不要轻易尝试。李嘉诚对于夺标的准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置地公司；二是研究地铁公司。
香港岛中区可以说是置地公司的“老巢”，在这里，置地公司拥有数十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也称怡和广场)就在将来中环地铁站的两侧。虽然当时置地并没有公开声明，是否参与地铁上盖权的竞标，但是从形势来看，对于置地公司来说，这样的“囊中之物”是绝对不会让其他人轻易染指的。
李嘉诚深知，论实力长江实业根本不是置地公司的对手，但是，从长时间的仔细分析中，他还是找到了置地公司的弱点和缺陷。置地公司隶属于怡和有限公司，怡和第一大股东凯瑟克家族一向对内地政府持有防备的态度，始终力主将发展重点放在海外。同时，置地公司现任大班纽必坚又身兼置地、怡和两家的负责人，虽坐镇香港，但由于受到股东老板的制约，用于地铁上盖权争夺的精力必然会分散。何况，置地公司一向财大气粗、目中无人，是绝对不会对“势在必得”的事情进行认真分析和考虑的。多数人都被置地公司强大的外表所吓退，而李嘉诚却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找出了对手的致命弱点。
接下来，李嘉诚又对地铁公司进行研究。他非常清楚，只有投其所好，才能在竞争中抢得先机。李嘉诚用了很多精力，从不同的渠道搜集信息，知道了香港政府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价约2.443亿港币，再加上九龙湾车厂的地皮估价，合计大概在6亿港币左右。香港政府将以公告地价把地皮费拨给地铁公司发展房地产，以弥补兴建地铁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是，地铁公司却与政府多次商谈，想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来支付地价，均遭到了拒绝。
在此情况下，李嘉诚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转机。地铁公司之所以提出以部分股票来支付地价，一定是因为资金匮乏的缘故。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用意，也许就是因为以高息贷款购买地皮而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当三方的情况都了然于胸之后，李嘉诚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了最完美的投标方案。此方案的提出，将中环和金钟两地盘设计为一流的商业综合大厦，光从这一点来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李嘉诚的重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建筑费由长江实业以现金方式支付；二是商厦建成全部出售后，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分享，并且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的分配比率为51％和49％。
只确定方案是不够的，李嘉诚马上又开始实施具体操作。实行这个方案需要巨大的资金，这对于目前的长江实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1976年的冬天，长江实业发行了新股，从中获得1.12亿港币的现金储备，再加上大通银行许诺的2亿港币的贷款和一年度盈利储备，李嘉诚手上能调动的现金大约有4亿港币。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当时参加此次竞投的财团、公司达30多家，这其中包括了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和恒隆地产等实力雄厚的公司。但是，舆论界一致看好的，还是表面看起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置地公司。
所以，当得知最终由长江实业中标以后，简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1977年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首长李嘉诚，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事业协定，而金钟站上盖则由日后商议签订。第二天，香港所有报纸杂志都围绕“长实”击败“置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大做文章，称这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只有李嘉诚心里最清楚，他的胜利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