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被颂扬为伦理观念的现实，具体自由的现实，本身具有理性的东西，它是必然的，永恒的。诚然，黑格尔也承认可能会有一个腐败的国家。
对于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黑格尔表示拥护把统治者的个人属性对国家命运的影响缩减到最低程度的那一种。尽管如此，他对君主立宪制却比对民主共和制更为赞赏。
《法哲学》的出版引起了不同的反应。阿尔腾施泰因大臣祝贺作者说：“……我们认为，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因此您一定能够使您的听众不致染上那种有害的狂妄心理。那些狂妄之徒对于现存事物毫无认识，竟一概弃置不顾。特别是在有关国家方面，他们满足于随心所欲地鼓吹空洞的理想。”
其论敌对于这部著作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愤慨。弗里斯为《法哲学》前言中的人身攻击所触怒，他以非书面形式作出如下回答：“……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为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为符登堡王室服务，而今则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个托庇于狱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但是，在哈勒出版的《文学汇报》上，有一篇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匿名评论，却是这样结尾的：“就我们所知，弗里斯先生运气不佳，作者对他的态度无异于嘲弄和存心折磨一个本来已经屈服的人。尽管这样一种行为并不高尚，评论者仍愿隐姓埋名，而让有心的读者来判断。”
黑格尔暴跳如雷，他抄下了评论文章中他认为带侮辱性的那一段，转送文教部，要求保护他不再受到这类讥讽。他说，一位普鲁士官员竟然在报刊上，而且是在一家在普鲁士国家出版的报刊上，遭受如此严重的攻讦，实在骇人听闻。由此可见，过分的出版自由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尽管黑格尔要求对报界采取压制措施，文教部并未就此作出决定。阿尔腾施泰因指示哈勒的文学报编辑部，今后应当更严格地审阅所发表的评论文章，如果他愿意经由法庭要求赔偿，或者在报端向读者进行辩解的话，他答应给予黑格尔大力的支持，这两者均遭黑格尔拒绝。
黑格尔1822年开始作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并且成功地重复讲演了四次。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学说的重要一环。首先，辩证逻辑，特别是对立统一的观念在这里得到了阐述和运用。迄今为止，这个观念一直使形式思维的追随者们狠狈不堪。这里出现了发展的观念，这里凝聚着思想家的政治原则。历史过程作为统一的、全世界的过程，作为世界历史，在黑格尔时代才开始形成，所以他关于过去的认识仍然是支离破碎、七拼八凑的：历史过程之本质的发现、材料的系统化、事实的解释，都还没有通过研究得以完成。因此，不足为奇，黑格尔的哲学——历史概念贯穿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其中并存着天才的预测和惊人的见解，并存着科学的推论和明显的神话创作。
黑格尔认为，经验历史的基础乃是绝对理念、世界精神的发展。黑格尔把这个概念加以具体化，他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说它就是法制、宪法、宗教、艺术、科学、技巧和从业方向等方面所共有的特征。世界历史中的进步往往是通过一个民族来实现的，这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世界精神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体现者。
还有一些民族，它们从来没有成为最高观念的体现者，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
世界历史的目的就是作为世界精神之自我认识的认识。任何个别的民族精神都追逐着这个目的：它本能地要求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如果一个民族退出了它的位置，它所创造的果实却不会因此而丧失。果实产生种子，但这是为另一个业已成熟的民族所准备的种子。
黑格尔从这个观念出发，为社会进步规制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准则，并以这个准则为基础把历史加以阶段化。这就是对自由有意识的进步。发展着的人类逐渐对自由有了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在东方世界，各民族还不知道精神或者人本来是自由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样一种自由只能是****的放纵、粗暴和麻木不仁，只能是自然变故或者心血来潮。因此，这个人只能是****暴君，其本身决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希腊人才意识到自由，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知道人人都是自由的。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希腊人不仅占有奴隶，全靠奴隶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保存他们美好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本身也多少只是一种偶然的、粗拙的、短促的和偏狭的精华。只有日耳曼民族从基督教中才意识到，人作为人是自由的，而精神的自由乃是他最独特的本性。
以上所述并不能表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念是以具有不能重复的个性的人格为中心。因为这里所说的人仅仅是人类的抽象的代表，即一般的人。个人根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普遍理念的手段，具体地讲，是国家发展的手段。世界精神的权力高于一切个别权力。历史恰恰是从国家的形成开始的，并随着理想的、“真正的”国家体制的建立而“完成自身”。
学说演进
黑格尔认为，希腊艺术是古典理想的真正体现。希腊人并未停留在东方****主义的阶段上（具有伦理与国家的一般实质的人在这一阶段上会遭到毁灭），他们也没有达到基督教在欧洲的主观主义。希腊的自由被认为是个别与一般的巧妙的和谐，而希腊的诗和雕塑则是这种和谐最完美的体现。雕刻是以美的人体为形式表现古典理想的最适当的形式。
但是，古典主义的诸神像本身包含着衰颓的萌芽。它们只是在石头和古铜中才进入实际存在。希腊诸神像的拟人化缺乏精神上的个性，它们的规定性是偶然的，这种有限性因素同它们的实存的高尚、尊贵和美相矛盾。在它们所不得不屈从的命运面前，它们显得十分窘迫。只有基督教才具备真正的整体性，因为人的精神在基督教中才开始回复到内在生活的无限性。
黑格尔认为，不可能有也不会有比古典艺术更美的东西了。但是，却存在着比具有直接感性形象的美更高的精神形象，尽管这个形象是由精神本身作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美既然被提高了，它便变成精神美。古典主义艺术于是为浪漫主义艺术所替代。
黑格尔的美学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它虽然已经化为废墟，今天仍因其意图与成就的庞大而令人惊叹不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劝告康拉德·施米特阅读黑格尔著作时，特别提到过他的美学：“只要您稍微读进去，就会赞叹不已！”黑格尔关于美的积极性格、关于这个范畴对于艺术的普遍意义的意见，他对艺术的历史见解，他对各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成长、繁荣和衰落的考察，至今仍然十分新鲜，能够激起读者的灵感。这部著作不仅以其系统性和逻辑历史性结构，而且还有对于细节贴切的分析，证实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同时证实了他对艺术一往情深的热爱。但是，尽管黑格尔对于法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对于莎士比亚和歌德有深邃的理解，他的美的理想基本上还局限于古代。正如他的整个辩证法一样，黑格尔的美学也专门面向过去，这是非常符合他的模式的。就是这个思想家，一方面顽强地鼓吹艺术进步的思想，同时却把这种进步局限于过去的时代。不能说黑格尔不懂得他那个时代的新兴艺术，但是他却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个偏见是由一整套观点所支持的：艺术的世纪已经过去，宗教与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黑格尔给艺术宣布了死刑，但这个死刑并没有执行。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首先因为它是他的学说的最弱一环。说它弱，是指它的体系的铁链就在这一环上裂断了。黑格尔的学生们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宗教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哲学家逝世以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逻辑成果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对立面——费尔巴哈的无神论的广泛传播。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正如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必然会代替启蒙时期的朴素无神论一样。
几百年来，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家认为，宗教乃是聪明的骗子用以诱惑和驾驭愚人的一种手段。启蒙主义者所走的道路并不能导致宗教的消亡。为了解决这一任务，必须放弃宗教是个人私事的看法，而把宗教意识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意义就在这里。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神学观念竟成了无神论历史中一个重大而必要的要素。
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写过，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江湖术士的戏法是愚蠢的，因为宗教必然会产生，并在“精神”即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对宗教采取历史的态度，这是黑格尔概念的第二个重要的特色。
黑格尔所达到的成果，在这里如在哲学的其它领域一样，同他的先驱者相比较，也多少有些浪费力气。康德已经批判地分析了一切关于上帝的逻辑论证，并且驳斥了它们，黑格尔又努力把它们恢复过来。
黑格尔同康德进行论战，是从所谓宇宙论的证据开始的。这个证据的基本要点可归纳如下：正如世界万物一样，世界本身也应当有其根源，它就是上帝。用康德的说法，就是：倘若某物存在，那么一个绝对必要的，最真实的本体也一定存在。“辩证”一词对于康德还具有一个最恶劣的意义，那就是说，它是使人的理性狼狈不堪的——逻辑上的——矛盾的领域。他在宇宙论证据中发现了许多从逻辑观点来看大有争议的地方。康德说，关于普遍的因果依存性的判断，可以应用于感性经验方面，但没有理由把它们应用于超感性的世界。更加没有理由否认，可能存在着无限系列的偶然因果。认为有原因必有结果，那是理性的盲目自满。
康德这个见解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有一个弱点，就是把现象的感性世界同“自在之物”的超感性世界对立起来。黑格尔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个弱点。神决不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因为一切都是可以认识的。康德拒绝超越经验世界的理性推断，他便贬低了理性，理性的真正领域恰恰不是感性世界，而是可以为精神掌握的世界。黑格尔的第一个反驳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