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只身来到伦敦，寄居在一家小旅馆里。晚上，他独自守着幽暗的灯火，十分怀念家人。怀孕的燕妮和三个孩子及琳蘅还留在巴黎，等待他筹集来英国的路费，但他已为《新莱茵报》耗尽了家中的所有钱财，自身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万般无奈，他只好拿起纸笔，给恩格斯写信，向他求援——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路费，燕妮和琳蘅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伦敦。
燕妮不久就生下了第四个孩子——格维多。由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当时正处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就这次危机来说。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马克思的生活更加困难，二是促进了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涨。危机一开始，《纽约每日论坛报》付给马克思的稿酬降了一半。这一打击之所以特别沉重，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新居中又出现了过去的贫困。
马克思想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底蕴的计划，在他着手实际实现这一计划前15年便已产生了。早在三月革命前的日子里他就已考虑这个计划，而反驳蒲鲁东的小册子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宿愿的第一次实现。在参加了革命年代的斗争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回到了他所考虑过的工作上来。
创作《资本论》
马克思经过15年的准备，决定开始写作《资本论》。这时，大女燕妮才13岁，劳拉11岁，最小的爱琳娜刚刚开始学走路。这时，正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一家在梅特公园附近找到了一所小房子，离伦敦城边离汉普斯泰特荒阜和樱草丘不远。
经过第恩街贫困区的龌龊之后。现在看到这绿草如茵的环境，出门不远就是公园，燕妮和孩子们真是入了迷。
这个公园附近的格拉弗顿坊离城区较远，到英国博物馆得走整整5公里，幸好马克思是个健走健谈的人，他可以利用散步的机会同时完成去图书馆借书的任务。
当马克思的黑脸容光焕发的时候，燕妮预测他会有什么喜事了。
果真，马克思要准备动手写《资本论》了，这是他一生中准备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多的一部巨著啊！
1867年3月27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脱稿。这一部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史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25年苦心研究的成果。
他在当《莱茵报》的主编时，由于要对群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因而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1843年迁居巴黎后，他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笔记。
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发表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由于参加1848—1844年的革命实际斗争才一度中断了研究。流亡到伦敦后，他的研究工作又更深入地进行，而且他决定要将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
这部书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分6册出版，并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第一分册。到1862年，他改变了想法，决定选用《资本论》作为书名，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题。
为了写这部书，他翻阅的资料汗牛充栋，读过、做过笔记或摘录的书有1500多种。他写的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理论原理，都是大量实际资料的概括，都是对众多的书籍、文献和报刊进行研究的结果。只有当他认为对每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才肯下笔。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他白天埋头在大英博物馆，往往无意双脚擦地，久而久之，竟在他常坐的座位下留下了印迹。夜间，他又在家里继续研究和写作。由于劳累过度，他常两眼昏黑，头脑剧痛，胸中发闷，经常患病，有时甚至在坟墓边缘徘徊。
他还再三拖延了《资本论》第一部完稿的时间，他说这部书“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他以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新的探索。不但是在思想内容上，他还十分重视形式，要使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在第一卷完成后，他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
燕妮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资本论》写作时的情况，她说：“您会相信，没有什么书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可以写一本轶事，描绘那些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我们知道，在写作这部书的那些年间，他们家经常为生计发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完稿后，竟由于付不出邮资而寄不出去。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幽默而又不无辛酸地说：“未必会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货币的文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19世纪40年代，欧洲无产者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受难？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工人？无产者的出路何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试图予以回答，但是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剩余价值学说，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秘密，并从经济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后的又一伟大发现。
在《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他最后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他表示对于反动势力的“舆论偏见我从来就不让步”。他说：“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前一句话是指追求真理的态度，后一句话是指坚持真理的精神——他自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1867年4月，《资本论》的第一卷终于完成。他决定亲自去将原稿交给在汉堡的一家出版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他登上了伦敦港的一艘小客船。船将离岸时，雨势愈来愈猛烈，倾盆而下。马克思带着为之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付出了多少辛劳和心血的成果，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海，可能他还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和预兆。他说过，《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出的最厉害的枪弹，从而将激发一场世界性暴风雨的到来”……
《资本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终于把社会主义从一项空想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学说。《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
早在第一卷印刷以前，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其余两卷的初步整理结构。1867年9月以后，他立即继续从事这两卷的整理和写作，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脱稿，死神不等他完成这部著作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笔。
恩格斯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把这位共同作战的好友遗留的科学巨著继续加以整理付印出版。马克思的初稿笔迹谁都觉得看不清楚，只有恩格斯能辨认出来。而且像他那样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没有第二个人。对每个问题，每项科学发现，马克思都曾和他商量过，而这些发现中，有不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完工并付印出版，不仅是给他的朋友，而且也给自己，首先是给他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友谊树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卷末尾本应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在关于阶级的那一章开始时，他的手稿就突然中止了。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的生产和利润的生产的秘密，在第二卷中叙述了资本在工厂和商品市场之间、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运动，而在第三卷中则研究了利润的分配。他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仍然遵守了同样的三个基本条件：（1）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确定的、经常起作用的、虽然是没有为当事者所意识到的规律；（2）经济关系不是建立在掠夺和盗窃这种暴力方法之上的；（3）某种社会理性对于整体的有计划的作用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以透彻的逻辑性和明晰性仅仅从交换的结构，换言之，从价值规律和由此而推演出来的剩余价值规律，引申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现象和关系。
通观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的整体，可以说，包含着关于价值规律、工资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内容。第一卷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而第二、三卷则展示了这一基础之上的各层建筑。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比喻来说，第一卷揭露了社会机体的制造生命汁液的心脏，而第二、三卷则说明了整个机体直到表皮的血液循环和营养。
实际上，第二卷和第三卷使我们能够极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本质。危机不过是资本的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1873年，在“国际”解体之后，马克思又回到了书房。不过这次却是永久的，直到生命的结束。
马克思生命的最后10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张了。公社失败以后的斗争确实严重地影响了健康。1873年的秋天他害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风的危险。这种慢性的大脑受压抑的状况使他不能工作，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如果这病长久地持续下去，那后果会是很悲惨的。但是经过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他完全信赖的曼彻斯特医生古姆佩尔特治疗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终于痊愈了。
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马克思在1874年决定到卡尔斯巴德去。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他又到那里去过。1877年他为了改换治疗疗养环境，又到诺伊那尔去。但是到了下一年，即1878年，他就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因为两次谋刺德皇的事件，以及紧接着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肆迫害，使他不能再进入大陆。不过，在卡尔巴德的三次疗养仍然对马克思发生了“神奇的”功效，他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多年的肝病。现在只剩下慢性胃病和神经过度疲劳，后一种病的症状是头痛，尤其是顽固的失眠。但是在夏天去海滨或避暑地疗养以后，这些病也都多少地消失了。不过，过了年它们又重新发作起来。
从1878年起，他就没有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时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开始为他妻子的健康担忧了。
当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许他伴送他的爱侣的这段最后的旅程。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演说。他称颂她是她丈夫的光荣而忠实的伴侣，并且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用不着我来谈她个人的种种品德。这些品德，她的朋友们都知道，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曾经有一位以使别人幸福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妇女，那就是她。”
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15个月。但是在这整个期间，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卡尔也死了。”这话是说得不错的。
由于在这个短时期内两位朋友多半分居两地，因此他们的通信最后还活跃了一个时期。马克思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些通信中阴郁而壮丽地逝去。频频发作的病痛破坏了他的安宁。人类的无情命运就这样摧毁了这位思想和行动的巨人。
1883年1月11日，他的女儿燕妮意外的死讯给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就在第二天，马克思带着严重的支气炎回到伦敦，同时并发的喉头炎使得他几乎不能吞咽。“他以坚忍的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好成公升地喝牛奶而不吃相应的硬食”。2月间，肺部发生逐渐脓肿。由于15个月来不断服用各种药物，以致药物对他的身体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支气管炎已经差不多痊愈了，而吞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因此，死亡是意外地来临。3月14日午后，卡尔·马克思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详而无痛苦地长眠了。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各国工人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都发来了唁函，表达了对他的尊敬、爱戴和悼念。而资产阶级的报刊则乘此机会对他更为大肆诽谤和攻击。这不仅无损于他的英名，而且更证明了他的伟大！在敌人眼中，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的象征。而且，就是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当代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人物”。
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在他夫人的墓穴边。恩格斯庄严而热情地致了悼词，表述了马克思对人类所作的伟大的贡献，特别强调了他的两项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的意义。最后他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为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英勇地战斗了一生。他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