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肖邦为难的是，他必须舍弃康斯丹霞。他跑去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受到冷漠的接待。
过了几天，作了依依不舍的诀别之后，肖邦登上了驿车。
1829年7月31日，肖邦与音乐学院的四位同学一起站在驿车顶层，进了维也纳城。
肖邦一到维也纳，乌尔费就赶忙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尤其是介绍给著名作曲家吉罗维茨和卡尔特纳托剧院经理加伦伯格。接待勉强够得上亲热，稍许有点腻烦。维也纳充满了音乐才子。这个羸弱的年轻人除了几支家乡的民间小调，似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新东西。
大出版商哈斯林格答应出版著名的《根据莫扎特的一段主旋律所作的变奏曲》，这就给新来者提供了一份足够的担保，使得人们愿意来听他演奏。一如惯例，第一次与维也纳贵族听众的接触是在一家著名沙龙举行的。听众反应较为谨慎，肖邦觉得很是悲辛。从童年起他听到的就是夸赞，对此太习以为常，受到冷落自然很不是滋味。不过现在他明白了，要成名成家还要走很远的路程。
然而加伦伯格提出免费把剧院大厅租给他举办一场音乐演奏会。肖邦受了小挫折，有些犹豫。他觉得自己距公众如此遥远，无法征服他们。失败的前景让他害怕，他甚至想回华沙。
加伦伯格预感到他想打退堂鼓，就决定来个既成事实，逼他答应。有一个星期六他在剧院见到肖邦，就突然问他：
“下星期四举行音乐会，您愿不愿意参加？我可以把您排在十分有利的位置。您说呢？”
肖邦只好答应，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私下对朋友说：
“加伦伯格感兴趣的，是我不会让他掏钱。我只是因为热爱音乐才去演奏！”
老乌尔费将担任乐队指挥，他把节目内容告诉了肖邦。首先是贝多芬的曲子，接下来就由肖邦演奏他的《根据莫扎特的一段主旋律作的变奏曲》和稍在此之后创作的《克拉科夫回旋曲》。
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是把《回旋曲》抽下来，换上一部即兴创作的作品。演出之夜终于到了。肖邦本来就惴惴不安，稀稀落落地坐着的听众就使他更是慌乱。他勾着背，低着头走上舞台，匆匆走到钢琴——他的避难所，他的知己前，连望也没有望一眼乐队……他轻轻地开始演奏，释放出他喜欢的那些温柔迷人的声音。他不是那类猛力敲击键盘的钢琴家。他厌恶乐队使出全力强迫乐器发出的声音。
听众开始时抱着怀疑的态度，慢慢地来了兴致。这种奇特的飘逸的演奏方法，与风靡一时的贝多芬的演奏技巧是如此不同，这是什么风格呢？有些听众喜欢这种对比，另一些则觉得不过瘾。这种轻灵的、柔和的风格更适合沙龙，而不适合巨大的音乐厅。不过，肖邦还是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许多谢幕的呼声。
父亲好不容易筹措的旅费几乎花光了，也该考虑回去了。
华沙的新闻界曾经谨慎地评价过肖邦的维也纳之行，从这种行动中看出了他对祖国的某种轻视。这时它简略地报道了肖邦回国的消息，提醒年轻音乐家不要忘了他真正的祖国在哪里。演出未获全面成功，肖邦本就有些苦恼，现在又挨了这么一通批评，心里就越发难受。
当他在音乐学院入口等她的时候，心里忽然冒出一个疑问：难道没有人趁他不在，向康斯丹霞大献殷勤？她还爱他吗？可是，那少女一见到肖邦，就快乐得叫起来，一路猛跑过来，扑到他怀里，紧紧地抱着他，于是肖邦的担心顿时烟消云散。
可是肖邦很快就再度陷入了无聊和愁闷之中。他明显地觉得在华沙很不自在，在这里永久居住的前景让他灰心。而作为一个植根于家乡热土的平常姑娘，康斯丹霞并不向往那种四处旅行、巡回演出、经常举行音乐会的生活。她并不理解驱使未婚夫出发去征服全世界的雄心壮志。他们在一块，这不就很好吗？他还不觉得满足吗？
在歌剧院当个无名演员，或者在音乐学院做个教师，这样来终老一生的打算，在肖邦看来简直是十分可怕。这种平庸生活他再也受不了了。
纸上雷鸣
1830年，这是肖邦在波兰度过的最后一年。
从国外归来，肖邦的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他的暴风雨般的创造欲望高涨起来，这种欲望使他创作出第一批杰作。凡是应该表达的一切，他都信任地托付给钢琴。他的音乐就是他感情的影像，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热爱，对民族历史的自豪以及他的忧伤、悲哀和愤懑。
1830年3月17日，肖邦在华沙国家剧院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他演奏了《F小调协奏曲》和《波兰主题幻想曲》，引起很大轰动。5天后，音乐会再次举行。《克拉科夫风回旋曲》取代了《幻想曲》，民族化的节奏和辉煌的技巧的完美结合立即吸引了听众。虽然他们并不能完全欣赏他在协奏曲中取得的纯属音乐上的成功，但分享了音乐中的情感。他们用掌声欢迎肖邦，并深切地感受到他是自己民族的音乐家。
在波兰人的眼中，肖邦开始成为一个民族的作曲家，他们把肖邦视为将来的希望。
埃尔斯纳对他说：“为人民写作吧！”
这时肖邦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对整个民族艺术的责任。但是对于一个20岁青年的柔弱的双肩来说，这责任使他有过于沉重的感觉。
也就是在这时，肖邦即使不是理智地却已经纯粹本能地感觉到对他来说，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音乐会的观众对他的夸奖声中，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没有用我所希望的风格来即兴演奏，因为那样就不适合这样的听众了。”他迫切地感到必须为他的艺术和他的生活寻找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在国外才可以较为自由地发展，而波兰在沙皇的统治下，整个民族的文化正受到威胁。
肖邦决定再次出国。
在此期间，肖邦和双亲访问了他的诞生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这个安静的角落。在热拉左瓦·沃拉，当他独自沿着在庭院近旁、杨柳树阴下流过的乌特拉塔河徘徊的时候，是否预感到他将要奔向孤独，以至客死他乡，内心因而感觉悲痛？
是肖邦的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波兰的上空已经乌云密布，正酝酿者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
在法国爆发的七月革命鼓舞了其他的国家。波兰爱国者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一度销声匿迹的秘密组织又活跃起来。在别尔威德尔宫——总督康斯坦丁的邸宅——的墙上，出现了不知什么人贴的招贴：“该住宅于新年时开始出租”。警察开始进行搜捕，波兰首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莫赫那茨基、那别里亚克以及军官雅索茨基、查里夫斯基等人已经组织了起义委员会。肖邦的父亲大约知道起义即将发生，由于他从事以青年为中心的教育工作，通过经常在他家集会的朋友们，他的消息是灵通的。肖邦的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显然是有意在暴动之前的几星期把他送出华沙的。因为他们了解，如果肖邦不走的话，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战士”！1930年11月2日，《华沙快报》报道了肖邦出国的消息：
昨天，我们的同胞、音乐演奏大家和作曲家弗里德时克·肖邦为了出国访问而从华沙出发了。起初他将逗留在卡里什，从那里再赴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然后访问意大利和法国。
1830年11月2日，肖邦告别华沙后，按事先的约定，在卡里什与好友蒂特·沃伊采霍夫斯基会合，然后一同前往维也纳。就在他们走后不久，11月29日夜，在华沙爆发了维索茨基和查里夫斯基领导下的“旗手学派”发动的武装起义。
起义者们高呼“自由万岁！暴君该死”的口号，唱着“波兰军团”的战歌“波兰还没有亡！”占领了军火库，武装了群众，并包围了总督康斯坦丁的官邸。华沙城内枪声不断，火光冲天，那些忠于沙皇的军官和俄国人的走狗死于起义者正义的愤怒中。康斯坦丁只是由于侥幸才得以逃出华沙。
11月30日，华沙全城沉浸在解放的狂喜之中。被奴役的国家的首都，重新宣布自己自由的权利。但起义者与占领军的战斗仍在继续。
当华沙起义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蒂特·沃伊采霍夫斯基认为自己必须立即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与沙皇制度的斗争。他彻夜劝告肖邦不要跟他去而应留在维也纳完成自己的使命，肖邦同意了他的理由。可是在蒂特走后不久，他就按撩不住自己。他决定要赶上蒂特，于是雇了一辆马车，去追赶他的朋友。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徒劳的，于是沮丧地又回到维也纳。
由于华沙起义，维也纳各界人们对于波兰人的态度变得很不友好，肖邦在各种公共场所都听到了反波兰的言论。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可一回到住所，就在钢琴上宣泄。他的朋友们正在出生入死地战斗，他怎么能穿着燕尾服和胸褶衬衫，在音乐会上弹琴、鞠躬，向美丽的维也纳女士们感谢她们的喝彩呢！肖邦决定离开维也纳。1831年7月20日，肖邦与朋友库美尔斯基从维也纳出发，途经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前往法国。
同年9月6日沙俄军队向普拉加区，接着向华沙发起了攻击。在最后两天的保卫战中，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手工业者、农民和青年。9月8日，华沙陷落，整个波兰国内布满了军队，接着即被并入帝国。恐怖气氛笼罩全国。
在斯图加特，肖邦得知了祖国这一悲痛的消息。他第一次体会到做一个波兰人意味着什么。他深深感到对自己民族的强烈的热爱。许多年来，已经有过多少灾难落在这个民族的头上！他第一次由于愤怒而痛哭，由于憎恨而咬牙切齿，他的感情终于爆发了。他在这时写的日记，沸腾着如此剧烈的激情。他一生中惟一一次不是在钢琴上，而是在白纸上作雷鸣；惟一一次不是借助音符，而是借助语言。他在日记中写道：
父亲，母亲，孩子们！我最珍爱的一切，你们都在哪里？——也许成了尸体？……
市郊被破坏，被焚毁了。雅希和维卢希一定在保卫战中阵亡了——我似乎看见马尔采被俘了——索温斯基，这位正直的人落入了这帮坏蛋的手中！——啊，上帝啊！你还在！——你还在，却不去报仇雪恨！——难道俄国佬的罪行你还没有看够吗？——或者——或者你自己也是俄国佬！我那可怜的父亲——他老人家可能正在忍饥挨饿，没有钱为母亲去买面包！也许我的姐妹们已遭这群放荡无羁的恶棍——俄国佬的疯狂蹂躏！帕斯凯维奇，来自莫古廖夫的这条狗要夺取欧洲最早的君主们的首府？俄国佬要成为世界的主宰？——哦——父亲，您晚年等来的是这般欣慰！——母亲，受苦受难的温存的母亲，您已经受了小女儿夭折的打击，难道还要等着让俄国佬踏着她的遗骨闯进来欺侮您？噢，波翁泽克墓地，他们尊重她的坟墓了吗？坟墓遭到了践踏——成千的死尸堆满了墓穴，他们烧毁了城市！！！唉，为什么我连一个俄国佬也不能打死呢？！……
肖邦胸中燃烧着的悲愤的火焰，已经全部凝结在他的作品中了，他把华沙的陷落看做是伟大民族的悲剧。
肖邦在斯图加特所创作的《华沙的陷落》（又名《革命练习曲》）和《D小调前奏曲》，表明了他从青年的幻想性格转变为悲剧性格。但是他的新作品中的严峻色彩并不意味着暗无天日的绝望，而是觉醒了的伟大的愤怒。正如不久以后舒曼所指出的那样，肖邦的作品乃是“藏在花丛里的一尊大炮”。
在华沙起义期间及其失败以后，当时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所蒙受的耻辱和所产生的愤怒，这一切都反映在波兰最优秀的儿女们的作品之中。肖邦和密茨凯维支是他们之中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共同感受着民族的苦难，他们一起向祖国的敌人发出呐喊。
亚当·密茨凯维支在维尔那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青年爱国组织的活动，因此沙皇当局在1824年将他流放到俄罗斯。在那里他接触了十二月党人的活动家别斯土舍夫和雷列耶夫，并与诗人普希金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流居国外时期（从1829年开始），他担任过《波兰巡礼者》和《人民论坛》两家报纸的评论员和编辑。1848年，他以波兰军团的组织者的身份参加过意大利革命。他在置身于革命爱国事业的同时，以极大的魄力与热情，把波兰人民在那个悲剧性的历史时代中的苦难和波兰爱国志士们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表现在诗的语言中。他的创作无论在内容或体裁方面都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志士们的英雄气概和对社会上非正义行为的抗议，各族人民互相友好的理想和有关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的思考，当代人们的种种思想与热情——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和刻画。
肖邦在华沙时就很崇敬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诗人，后来在巴黎时，他们经常见面，成为了朋友，密茨凯维支的作品对肖邦的创作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在历史的远景上互相补充，互相衔接。
肖邦的4首叙事曲都创作在巴黎的全盛时期。其中有的是直接同波兰的民族史诗和民间传说相联系的，如《c小调叙事曲》的创作便是直接受到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康德拉·华伦洛德》的启示。
肖邦把握了为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华伦洛德的深沉、严肃、大无畏的性格，以及贯穿整个长诗的紧张的悲剧气氛，将它们体现在严整的奏鸣曲快板乐章的形式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