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元素之母（法国1867～1934）
早慧的少女
居里夫人是法国物理学家及化学家，原名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
那时候的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曾经几次被德、俄、奥瓜分。波兰人曾奋起抗拒侵略者，但都没有成功。波兰人的爱国意志却没有屈服，成群的爱国志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波兰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一切管制由俄国人执行，学校里不许读波兰文。因此，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从小就和千百万波兰人一样热爱他们的祖国，忍着愤怒和眼泪，静静地等待着波兰的复国。
玛丽出生在一个有良好气氛的家庭中，父母均是有见识的人。玛丽的父亲在圣彼得堡大学里研究过高深的科学，后来回到华沙教数学和物理学。她的母亲也曾是教师，后来成了一所收寄宿生的女校的校长，并把该校办得很成功，城里最好的人家都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玛丽的母亲还是一个音乐家，能弹奏钢琴，并且能用一种悦耳的娇弱声音唱当时流行的浪漫曲。
玛丽从小就聪明过人，在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的时候就已显示出掌握知识的极高的天赋。那时玛丽的姐姐布罗妮雅觉得独自学字母太乏味，想拿她的小妹妹作教育试验，跟她的妹妹玩“教师游戏”。用纸板剪的字母随意排列成字。后来有一天早晨，布罗妮雅正在她的父母面前结结巴巴地读一段很简单的文字，玛丽听得不耐烦，拿过书很流利地读出了那页上的第一句。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她就继续有趣地读着，当她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和布罗妮雅不高兴的神情后竟忽然惊慌起来，神童的气概完全消失了，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后就不由得哭了起来，她似乎觉得冒犯了姐姐，可她认为只是因为那书太容易了。
在这次难忘的事发生之后，玛丽渐渐把大小写的字母都说熟了。她的父母都是很谨慎的教师，总担心小女儿的智力发育过早，所以每逢她伸手去拿屋里散乱地放着的大字书本时，总叫她去玩。由于父母避免给她书看，她才没有明显的进步。
玛丽上学了，她是个令老师感到骄傲的出色的学生，她比自己的同学小两岁，对于任何科目却都不觉得有困难，永远是第一：算术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教义问答第一……但在玛丽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并不全是美好的记忆。在沙皇统治下的环境中生活，她从小就有了强烈的国家观念。当她读小学时，热爱波兰的教师，背着校长和督学官教同学们学习波兰文，督学官有时会突然抽问学生，而她常常是被抽问的对象，她用毫无表情的声音，正确背出天主祈祷文——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她把皇家人员的俄文名字背得很熟：“女皇陛下，亚历山大殿下……”她的流利准确的回答使得督学官对各班都没有责备，但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却难过地哭了，她深恨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和屈辱的表演，在这种场合人们必须说谎。
在她中学时代，每天上学总要经过一个广场，当中竖着一块用法文刻着“忠君的波兰人”的石碑，是沙皇用来纪念效忠于他的波兰叛逆者的。每当她走过广场时总要恨恨地在石碑上吐一口唾沫，如果忘记了，就郁郁不乐，无论走得多远都必定回去补做这件事情。
她从诞生到踏入社会，就在这样黯淡、不幸的环境中长大，但这样的环境反而使她愈加坚强。当她8岁时，大姐得传染病死了。10岁时，长期患肺病的母亲也死了，她是在慈爱而知识丰富的父亲的养育下长大的。
1883年，玛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女子中学的学习生活，那时她十六岁。年老的父亲除了供布罗妮雅的学费外，已不能再供玛丽，而且华沙的大学不收女生，玛丽和布罗妮雅又梦想去巴黎读书。于是姐妹俩计划互相帮助来读完大学。玛丽先当家庭教师，资助部分钱给布罗妮雅，然后再供玛丽上学。于是从1885年开始，玛丽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家庭教师生涯。远离年迈的父亲去乡下教书，为的是能多挣钱。她的生活是俭朴的，精打细算地积攒每一卢布，她一面教书，一方面自己也钻研数学物理等，同时还教儿童们学习波兰文，并用微薄的薪水为孩子们买写字本。她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但她却以疯狂的英勇气概去奋斗，她每天在书桌前坐到深夜，读那些从别处借来的社会学和物理学书籍，她和父亲通信，借此增加她的数学知识。
终于结束了漫长和痛苦的等待，她的积蓄有了增加，姐姐在巴黎已结婚，玛丽去巴黎读大学的美梦在她中学毕业8年后实现了。1891年，这个朴素而严谨的青年女子，带着她简单的行装，心里满怀求知的欲望，憧憬着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未来，来到了巴黎这个自由的天地，科学的温床。
由于以前所学的基础知识不够多，她起初有些赶不上大学一年级的程度，于是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统统放在图书馆、实验室的课堂里做研究工作。为了安静地学习，她离开姐姐的家独自搬到拉丁区的一间顶楼上住，而且靠近学校、实验室和图书馆，又省时间又省车钱，她开始了3年孑然独处的生活。她的时间差不多完全在寂静中度过，很难有谈话声打破这种寂静。
她在那间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的顶楼里开始了她每月40卢布的艰苦生活。她有意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她为自己安排了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特的生活。交通费取消了，煤炭用量极少，灯也极少用，天一黑就跑到“圣日内维埃尔图书馆”那个幸福的收容所去避难，直到关门，家里只须有足够的灯油，可以由那时点到凌晨2点钟，至此，疲倦得两眼通红的玛丽才放下书，躺到床上去。有时巴黎的冬天比较长，寒冷的天气能使屋里的水桶结冰。7层顶楼上冰冷的屋子使玛丽无法入睡，她就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的衣服——统统堆在被子上。有时依旧睡不着，于是她拉过那张唯一的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便只能一动不动地期待进入梦乡。
玛丽在工作的时候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手指不知不觉地麻木了，却不肯用一个法郎再加半小时去做肉片汤，事实上她差不多没进过肉铺，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牙祭的时候，才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一个水果。
玛丽只想着求学，她的进步使自己心醉，觉得自己有能力学习人类已经发现的一切东西。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追求完美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
这样，经过了两年的艰苦学习，在毕业典礼上，物理系主任把第一名的荣誉给予了玛丽。她成为索尔本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第一名的波兰女学生。
玛丽从毕业典礼上回家，马上倒头大睡。
1894年，她又以同样的勤奋和成绩，获得索尔本大学数学学士学位。这时的玛丽，27岁，已经像一只长满了羽毛的小鸟，可以高高地在天空中飞翔了。谁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有着忧郁的尖锐的灰蓝眼睛的外国女孩子能飞得多么高多么远，但人人都知道，也都相信，这个用功、沉默的波兰女孩，前途不可限量。
伟大的爱情
因借用实验室的关系，不经意之间，玛丽认识了比埃尔·居里。玛丽后来曾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面对窗子站着。当时他已经35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我立刻就被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和豪放不拘的性格吸引住了。他那种一面想着，一面慢条斯理说话的样子，以及坦诚的态度、充满活力而又镇定的微笑，使我产生了一种信任感。我们马上就很融洽地开始聊天。谈话的内容都离不开科学的问题。他的意见令人感到十分快乐……”
凡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留下很深刻的痕迹的人，在最初见面的时候，常常是不经意的。就像圣经故事里所说的那样，男人和女人，总是在找着自己最合适的另外一半。当找到的那一刻，一定会有最初的强烈感觉。以后，他们才会发现，原来第一次见面，那种种最细小的情景，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
后来，居里先生也回忆了那次见面的情景：
“那一天她穿着一件黑色衣裳，我立刻就感觉到她是一个朴实的女学生，她那宽广的额头下有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散发出热情的光芒。当我和她握手，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着实吓了一跳。”
那时玛丽正在实验室里为铁的磁性问题做大量的实验，经常接触各种试剂，冬天又没有擦护肤油，所以双手非常粗糙。
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最经常的话题就是科学。玛丽总是非常中肯地提出问题，非常仔细地倾听。她认真而谦和的态度、独特的思路和宁静朴素的风度，使她散发着一种十分优雅和智慧的气息。
那时，比埃尔·居里35岁，玛丽27岁。
比埃尔·居里是巴黎人，家里世代都是医生。父亲在巴黎开了一家医院，又兼任大学的教授。
比埃尔从小对任何事物都非常好奇。童年的他和大多数小孩一样喜欢蚂蚁，但他从不捉蚂蚁，也不用水灌蚂蚁洞，而是经常蹲在地上好几个小时，观察蚂蚁怎样行动，怎样忙着搬运一小块饼眉。他也喜欢草原上的小花小草，还经常采些杂草野花带回家。他是一个聪慧而奇异的小孩，以致于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觉得上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有时候，一个聪明太过的小孩，和一个过于愚笨的小孩一样，都会在学校中感到痛苦不堪。
父亲完全理解儿子的苦恼。他根据比埃尔的特殊之处，自己进行教育和辅导，后来又请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巴吉鲁教授指导。这样，比埃尔16岁就获得索尔本大学的入学资格，18岁又获得理学士学位，19岁成为助教。
在认识玛丽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年轻学者。
由于玛丽的要求，他将学校中的一间实验室腾出来借给玛丽用。这样，他们就常常在一块工作和交流。玛丽这才发现，这个沉着从容的年轻人，就是关于磁铁的磁性会随温度升高而减弱的“居里法则”的发现者。
玛丽很信任年长的比埃尔。她渐渐把自己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拿来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逐渐成了朋友。在实验结束以后，就常常结伴到塞纳河边或者郊外的森林草地去散步，大家都以为他们正浸沉在爱河之中，可他们在安静的效外，在树木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里，一直在讨论科研计划和数学题的解法。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便互相鼓励。
后来，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作客。当他看到玛丽住在那样窄小粗陋的阁楼上时，他心里既吃惊又感动。他在玛丽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来以后，玛丽从床底下拖出皮箱来，红着脸微笑着问：“我坐在这里好吗？”
1894年，玛丽在恋爱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夏天。这一年她终于毕业了。她准备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情。
比埃尔为庆祝她的毕业，请她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餐馆很合他们的心意。木门和木桌散发着树木的清香，桌上铺着让人觉得温暖的红格子桌布，还有轻快地跳跃着的烛光。从窗口望出去，能看见那些旧书店。在餐桌上，比埃尔问：“你会留在巴黎吗？”
“我大概要回国。出来的时候我答应了爸爸，读完数学学位就回家。”玛丽说。
“华沙好吗？”
“不好。那里没有活力，但我想回去做教师。我想好好地教育波兰孩子。”这时玛丽的眼前掠过了红裤子的俄国督学，掠过了在小乡村里那些在黑板上写得大大的波兰文的漂亮的字母。她说：“我的爸爸就是一个老师。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好的老师。波兰现在需要教师。”
比埃尔觉得，华沙既然不能使玛丽继续深入地研究专业，像玛丽这样优秀的女性只做一般的科学传播工作，是很可惜的。在他的自由的法国人的观念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既然玛丽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不应该只为波兰想，而应该为全人类贡献自己。在庆祝玛丽毕业的饭桌上，比埃尔和玛丽在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做的事。烛光在他们年轻严肃的脸上跳跃着。
比埃尔向玛丽求婚，力劝她留在巴黎。
玛丽经过仔细思考，又回到华沙听取父亲的意见，最后决定嫁到法国，嫁给居里。
在她毕业10个月以后，玛丽和比埃尔结了婚，成为玛丽·居里。那是1895年的7月26日。比埃尔对他的朋友开心地说，和玛丽结婚，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幸运之事。因为这样，他等于同时得到了3个人：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孩，一个波兰的爱国者，一个优秀的前途无量的物理学家。
玛丽的结婚礼服是天蓝色的，和她灰蓝色的眼睛很相配。那套裙子是比埃尔的母亲送的，本来她想送给玛丽一套白色的传统新娘礼服，但玛丽说，她更想要一套能多次穿的衣服，那样不至于太浪费。他们一人骑一辆新的自行车，到法国的乡下去旅行度蜜月。欧洲的夏天，短暂而美丽。巴黎郊外的森林，很像玛丽记忆中的波兰。在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的时候，快乐的玛丽心里流淌着马祖卡的旋律，她似乎看到了波兰姑娘的绣花裙子在快乐地翻飞。
他们常常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到凉爽清新的森林中去散步。大树脚下，经常可以看到像小伞似的大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