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事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保卫她的第二祖国的事业。凭借科学家的知识和顽强，居里夫人创造了第一辆“X光汽车”。她在普通的汽车里放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用汽车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从此，这种“X光汽车”开始为负伤的战士诊治服务。居里夫人把她那心爱的一克镭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战地救治伤员和教授操纵X光机的工作。她风餐露宿，废寝忘食，支持着她的不只是科学知识和她的勇气，她还具有摆脱困境的极高的天赋能力。她还把自己的财产买了战时公债。战争搅乱了她的科学工作，消耗了她的健康，而且在50多岁时，她差不多又成了穷人。但她仍未忘记她一生最热爱的工作——物理学。她在《放射学与战争》这本书里，颂扬了科学发现的好处和对人类的价值。从战争结束起到她逝世的这15年里，居里夫人指导的实验室共提出报告483份，论文34篇，她本人亲自参加了31项研究。由于她的出色工作，这一次，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自动选她为该院院长。
居里夫人长期的艰苦工作使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13年她接受了肾手术。1920年她患了白内障，可她硬是凭着毅力和机智一直拖到1923年才做了手术，此后又连做了3次此种手术。
长期的对放射性研究使居里夫人的血液中的成分含量出现了异常。35年来，居里夫人一直与镭打交道，接受着镭放射出的物质。在一战的四年中，她又处于更危险的伦琴射线的照射之下。居里夫人开始发低烧了，但她仍不放在心上。1934年5月，一场流感使她病倒，自此便卧床不起。
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炎。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讨厌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到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不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X光照片上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时，既不见好转，也不见变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听从并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动身了。她认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计划制定了，即艾芙陪她的母亲去，并且陪她在疗养院住几个星期，再让玛丽的哥哥姐姐从波兰来给她作伴，此后伊雷娜来同她一起度过八月。到了秋天，她就会好了。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在病人的卧室里和居里夫人谈实验室工作，谈梭镇的房子，谈玛丽刚写完一本书的校对。瑞果教授的一个年轻的合作者乔治·格利占罗夫对她很亲切，差不多每天来探问病情，在玛丽面前极力称赞疗养院的舒适和疗效。艾芙在为新房间忙碌，挑选糊墙纸和窗帘的颜色。
有几次，玛丽一面窥探她的女儿的眼色，一面轻轻地笑着说：
“也许我们白费了许多事……”
艾芙预备了许多抗议和笑话来应付这种话。并且为了安慰居里夫人，她更起劲地催促医生。但是，对于避免厄运她并不抱希望，虽然医生们并不悲观，家里也没有人显得不安，她也没有说得出来的理由，却确切地预感到了最坏的情况。
在春光绚丽的晴朗日子里，她在不得不闲着的母亲身边度过了漫长的亲密时光。玛丽纯洁灵魂和脆弱而又宽厚的心，毫不保留地袒露在她面前，而玛丽这时的无限温柔，几乎使她受不了。她仍然是从前那个“甜蜜的妈”，她仍然是四十六年前在一封波兰文短信里写出下面这句话的少女：
“若是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感觉像我这样灵敏，而又不能改变性格中的这种倾向，至少应该尽力设法掩饰……”
这是一个腼腆、过于敏感、内向、容易伤心性格的关键所在。玛丽在极光荣的一生中一直克制着自发的冲动、对懦弱的承认和几乎到唇边的求援呼声。
到现在，她仍不吐露真情，不肯诉苦，即使有话也说得很少，而且很谨慎。她只谈到前途，实验室的前途，华沙研究院的前途，她女儿们的前途。她希望，同时也断定，在几个月内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会取得诺贝尔奖金！她也谈自己的前途，谈她空等了许久的那所房子的前途，或在梭镇的那所永远不会建成的房子的前途。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医学院里四个最高国手——法国最好的著名医生——再来诊视一次。他们把这个患了不可诊治病症的妇人检查了半小时，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作结论，说这是结核症旧病复发。他们相信到山里去住可以治好她的发烧。他们错了。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地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
“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爱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世界各国的首相、总统、皇帝等，都纷纷发来唁电，哀悼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去世。
法国政府想把居里夫人国葬于万神殿的墓地。万神殿是法国祭祀历代伟人名人的地方。
伊莲和伊芙都非常了解自己的母亲。她们谢绝了法国政府的好意，将母亲安葬于父亲的墓旁。
从华沙赶来的布洛妮，给居里夫人的墓里撒了最后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