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之后，便将自己禁锢在书斋里，苦心孤诣地研究统一场论。这是难度极大的艰深课题。
在爱因斯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统一场论”的时候，窗外竟掠过光闪闪的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的滚滚洪流。这些富于时代性的物理学成就，对他潜心钻研的统一场论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科学大潮中，爱因斯坦落伍了。一些老朋友为他脱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而感到惋惜。著名物理学家玻恩（M·Rom 1882~1970）认为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却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但是，爱因斯坦却矢志不移地坚持他的孤独的探索。其间，他遇到了困难。他研究统一场论所遇到的难题是在数学上，而不在物理上。他像一个沦落在原始森林里的迷路人，整天在数学方程式里摸索。
有人曾问过他，对统一场论投入如此巨大努力目的何在，希望如何？他回答说：
“至少我知道99条路不通。”
但是，他总是感到非要继续研究下去不可。“我同意成功的机会很小，”他说，“但是必须作出努力，那是我的责任。”
他始终坚信对统一场论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常以德国诗人、启蒙运动者和思想家莱辛的一句格言来鼓励和安慰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但是，统一场论毕竟太艰难了，他为此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却依然不见起色，以致到50年代中期，连他本人也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在他逝世前不久，他不得不承认：
“场论是否能说明物质的原子结构、辐射和量子现象，似乎是可疑的。”
晚年在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进步的一所学校。爱因斯坦博士来到普林斯顿后，享受到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课，大部分时间可以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第一天去办公室，学校工作人员问爱因斯坦需要什么设备，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纸和粉笔。哦，对了，还要一个大的纸篓，这样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丢进去。”
爱因斯坦继续进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作的“引力场”的研究。这个理论，包括引力、电磁力，以及原子核。进行这项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很幸运地得到一些有才华的年轻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的帮助，节省了许多费力的计算工作。其中一位助手，是英斐德博士，波兰人，他的祖国已被德军占领，通过爱因斯坦的帮助，他才安全地逃到美国。英斐德在协助爱因斯坦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合写了一本理论著作《物理学的演化》。书出版后，英斐德把第一本赠阅的样书送爱因斯坦，他却翻都不翻一下。出版商多次问英斐德：“爱因斯坦喜欢这本书吗？”英斐德难以回答。爱因斯坦曾出版过10本书，他都立刻把它们忘掉了。尽管这本《物理学的演化》畅销一时，许多人争相购买。纽约一家大报的记者打电话给爱因斯坦，请他对这本受人欢迎的著作说几句话。
“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写在书上了。”爱因斯坦的回答干脆而简单。
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后，艾莎·爱因斯坦努力使他们在麻色街的房子像柏林的老公寓那样舒适。熟悉的家具和照片让她不感到太寂寞。值得安慰的是，爱因斯坦的新家很快成为音乐与闲谈的中心场所，连附近的孩子们也喜欢这位满头白发、满面笑容的博士。在普林斯顿欢度的第一个圣诞节，一群孩子敲开爱因斯坦博士家的门，一见到他，就唱起圣歌来。爱因斯坦很专心地听着。孩子们唱完，有位小男孩要求给他们一样礼物。爱因斯坦说：“等一下。”孩子们都以为他在屋里拿什么小礼物了，但几分钟后，爱因斯坦穿着皮上衣，戴上一顶小帽，手里拿着他的小提琴，快活地对孩子们说：
“我跟你们一起走，你们唱歌我拉小提琴，但你们一定要分给我一点钱。”
在到达美国后不久，爱因斯坦博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为难民们筹募生活基金。由于形势需要，他以绝对的权威撰写文章，或在电台发表演说，抨击希特勒恐怖主义。曾在柏林出现的那种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在美国再度出现。
但不幸的是，艾莎·爱因斯坦病倒了，而且从此没有能再起来。在她生命的最后几星期中，爱因斯坦都留在家里工作。而在艾莎去世几天之后，英斐德去麻色街拜访，家里人告诉他，爱因斯坦去研究所的办公室工作去了。英斐德感慨万分地说L“只要他还活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工作。他自己也承认，他不能离开工作，‘它们冷酷无情地抓住我不放！’”也许，生与死的区别，在爱因斯坦心目中，仅仅是能不能搞物理。
1940年，爱因斯坦正式成为美国公民。而身为欧洲人，爱因斯坦比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清楚地看到战争的阴影在笼罩美国及整个欧洲。同时，他仍然深信，战争是人类最大祸害，而暴力一定要用暴力对付。
当一些科学家为发明原子弹问题，去普林斯顿拜访爱因斯坦，并请求他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时，爱因斯坦靠在椅背上，忧虑重重。根据预测与计算，一磅铀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燃烧几千吨煤的能量。如果创造一种铀弹，毁灭力将是一船炸弹的几百万倍，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武器。他凝望着夏日的阳光，陷入沉思。听说，德国已进口许多铀。如果让德国发展原子弹，纳粹党就会所向无敌，全世界人民都将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那是一幅多么残酷，多么不堪想象的前景？！爱因斯坦不再犹豫，拿起笔，写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费米和史吉拉最近从事某项研究，曾将原稿给我过目，使我深信，铀元素将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一种新而重要的能源……这将导致生产一种极为强烈的炸弹……”
这无疑是一项最秘密的大计划。爱因斯坦的信必须送交罗斯福总统本人，才不至于延误。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与总统身边官员有接触的人，即使这样，仍然过了两个月，爱因斯坦的信才转交到罗斯福总统手中。不久，原子弹研究工作悄悄地在美国展开了。大约5年之后，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进行试爆。爱因斯坦期望原子弹能制止战争，促使人类走向和平。他被选为原子弹科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募集了100万美元的基金，推动一项教育计划，以保证原于弹将有用于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爱因斯坦对于整个人类的热情、无私、爱心，也得到了全人类的崇敬与爱戴。
71岁那年，爱因斯坦正式从高级学术研究所退休，但没停止思索尚未完成的引力场理论。
这是冬天的晚上。爱因斯坦住进了普林斯顿的一所医院，艾莎的女儿也卧病在同一医院里。在爱因斯坦临终前的几小时，父女俩作了最后一次谈话，爱因斯坦再三说：“我在这里已经把事情做完。”由于大动脉外壁破裂，他的身体被完全毁坏。但是，他的内心始终是健康的、愉快的。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拒绝打针、动手术。爱因斯坦镇静地忍受命运的安排。
他说：“虽然我不知道能再活多久，不过，我想利用我的余生，致力于自己认为最根本的问题。”
1955年4月18日凌晨1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下午4时，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的小火化场教堂里举行葬礼。按照爱因斯坦的遗嘱，没有集会，没有仪式，没有花卉，没有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