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望岳》是诗人在公元736年第一次游历齐赵期间写下的。一二句说远望之色，三四句写近望之势，五六句写细望之景，七八句虚摹极望之情志，处处突出一个“望”字，全诗色调对比强烈，造语奇崛，气象阔大，体势飞动，音韵铿锵，显示出青年杜甫非凡的诗歌艺术功力和对于生命、生活及前途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洋溢着积极向上、一往无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事实上，正是从《望岳》开始，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终于用一生的时间穿过时代的黑暗走廊，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高峰。
在唐代灿若群星的诗人群里，只有李白堪与杜甫比肩。李白的诗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杜甫则完全不同，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诗歌的声部从此让位于杜甫那沉郁顿挫的悲怆之声。前人认为，李白的诗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诗学养丰赡，法度严谨，扎实硬朗，更多锤炼功夫，乃人力之极致，青年时把玩李诗，到老年转而把玩杜诗，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诗心在不同时代发出的不同声响。诗歌的声音变了，因为时代的现实变了，对诗人研磨的力度变了。如果说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使气任性的诗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后世读者个性张扬的白日梦，那么，杜甫的诗则沉潜到时代生活的最深处，深深地触及了生活的河床，容纳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深广的生活内容。杜甫的诗艺，题材广阔，纵横挥洒，炉火纯青，达到了化境。有论者认为，古典诗到杜甫这里就到头了，本人深以为然。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性，从两方面说：一是从题材，杜甫诗歌的题材是最宽泛的，什么都可以入诗，除了那些抒情诗的传统题材，举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妇别离、向前线开拔的军队、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孙大娘舞剑、曹琨画马、个人的经历等等，都得以挟取入诗，并在杜甫的诗里化为绝唱。诗歌的题材对杜甫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大凡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多为歌功颂德和赠答酬别之作，杜甫却用来抒写现实。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写作手法，直接开启了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其次是各种诗体，在杜甫这里全面成熟，几乎每一种诗体，杜甫都写出了好诗。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在杜甫这里不再成为困难。杜甫是以自己的实力登上唐代众诗人之上的一座高峰。第三从作品的数量看，杜甫既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许多长篇巨制。打开杜甫诗全集，各类诗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只有杜甫以那样阔大的胸襟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更可贵的是，哪怕是在一生最困难的时候，都能把这种爱保持到底，使他的诗歌拥有了史的坚硬内核和诗的灿烂外观。著名学者葛晓音在《唐宋诗词十五讲》里写道：“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表现变化多端。”杜甫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
（刘歌）
杜甫，字子美，于唐先天元年（712）正月元旦，生于河南巩县瑶湾一个传统悠久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母亲是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而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又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都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7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交游酬唱。20岁以后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增长了杜甫的阅历，也为他交结名流、张扬声名和日后仕进做了准备。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便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33岁时，杜甫在洛阳结识了李白。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35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为了生存和求官，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以期得到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通过种种努力，到天宝十四年他终于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年（752年），杜甫写下了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记录了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从八品谏官的官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不久他因上疏申救罢相的房琯而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弃官，来到当时较为安定富足的蜀中。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春望》、《月夜》、《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在成都，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严武第二次镇蜀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在草堂闲居了2年多的时间，生活比较安逸，当时所写的吟咏自然景物的诗篇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这场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加失望，他后期诗歌的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去世，蜀中重新陷入混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失去凭依，便携全家老小登舟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他们先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57岁那年，杜甫乘舟出了三峡，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这段时间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1 000余首，占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旅居夔州的两年，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大历五年，年过59岁的杜甫在耒阳附近客死舟中。诗人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白氏长庆集》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传世诗集，收录诗作2 800余首。白居易，字乐天，是中唐时期极受关注的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讽喻诗和闲适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内容和情调上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写得意激气烈，代表作是组诗《秦中吟》和《新乐府》；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除这两类作品之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最出色的作品，极富文学价值。这两部作品，意境之深远、色彩之鲜明、内容之丰富，都远胜前人。以至于诗成不久就被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写诗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元氏长庆集》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传世诗集。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非常推崇杜诗，学杜而能变杜，他的诗平浅明快而不失绝丽华美，细节刻画真切动人。他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齐名，全诗旨含讽喻，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以《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