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洛的小猴子那里，情况也是一样，任何引起小猴子害怕的东西，都会使它逃回到代母那里去，它依附在那里，开始时它可能只是观察，随后才出来冒险，如果代母不在那儿，它可能会卷缩成一个球，并且啜泣。哈洛拍摄的动作照片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相对于儿童而言，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要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认知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方法之一。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和理解它们。
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
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受到惊吓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那种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加敏锐，我们的耳朵更加聪颖，我们的头脑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可能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充分发生过。
在最广阔的人类历史上，在伟大的宗教、哲学结构中，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中以及科学和整体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动机的辩证法。非常简明地说，它们中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认知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
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够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更易让人接受。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安全的需要不仅能使好奇、认知、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变成仅仅可供使用的工具，而且还会使活动失去好奇心，甚至仅把焦虑和畏惧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知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大智若愚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完全同意这些看法，而且我还向更深处进行过研究。我确信知识和行动经常是同义的，甚至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同一的。我们充分而完善地认识了的地方，适宜的行动就自动地和反射式地随之而来了；接着，就没有矛盾地、完全自发地做出了选择。
我们在高级健康水平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似乎能很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而且在表明这点时和机体活动是自如而充分的。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他由于愤怒而渴望父亲死去，那么他就可能无意识地起反应，似乎他已经真地杀了他。
事实上，成人心理治疗的一种作用就是澄清这种孩子式的混同。因此，人没有必要对孩子式的思想感到内疚，仿佛这些念头是已经做过的事。
总之，这种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正如一个人所说：“我是多么庆幸我并不喜欢牡蛎，因为如果我喜欢牡蛎，那么我就会吃它们，但其实我恨这该死的东西。”
住在靠近达豪集中营的德国人，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变成盲目的假愚笨的，这反而是比较保险的。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或者会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行动，或者他们就会对成为懦夫而感到内疚。
儿童也能够施展同样的谋略，否认和拒绝了解对任何人都是很清楚的事情：父亲是一个可悲的软弱者，母亲并不真正爱他等。因为这种知识会要求去做不可能做的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总之焦虑和认识显然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久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互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
有一本书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
信念体系的美妙之处看来是因为它的构成能够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根据可能的程度去理解世界，以及按着必要的程度去防御它。有的人认为，人们有选择地歪曲他们的认知功能，因此，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记住他们想记的东西，思考他们想思考的东西。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持赞成态度，相反，我们持这种观点，人们只会在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时才会那样做，不然就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全都是被这种时强时弱的愿望激发的，即要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去理解现实，即使它是伤害性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有密切关系。我们牢牢依附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知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都必然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认清流动变化的生活现实
心理学家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均可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可以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特征鲜明的。
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人或行为迥然不同的；或者，在对经验作出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亦即将它们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意味着，他在检查、注意感受或体验某一事件时不是很严格的。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
上面提到的那种心理学家的反应就与这位档案员的反应相似。我们可以用“标签化”一词来表示这种活动。对那些不喜欢新词的人来说，“BW似的抽象活动”一词也许更好一些。其中的字母B和W代表柏格森和怀特海，这两位大思想家对我们理解那种危险的抽象活动贡献最大。
伴随着研究和讨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引申出一种区别。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即好象现实是固定不变而不是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象它是分离的、附加的，而不是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
这种对现实的动力学方面和整体论方面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浅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一个相互对立的二歧式，或者选择一个制高点来作战。在这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动力论”也有可能像“原子静态论”一样片面而不切实际。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话，那是因为要把这幅画圆满，恢复平衡，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这些理论，我们来讨论认知问题。但我认为，好多认知被加上了伪装，往往被确定的认知却又是二手戏法下的认知替代物。人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中的，但人又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的迫切需要就使得这样一些戏法成为必需品了。我特别希望对这一看法说明一下。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多数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仅仅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旨在反对抽象化和概念。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表示，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立足于具体现实之中，与具体现实融为一体；它们必须要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单纯的抽象概念。所论述的是那种病理学的抽象活动，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活动”，以及抽象活动的各种危险性。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在于，注意的概念更多的是表示有选择性的、预见性的、具有组织功能和流动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由人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来决定的，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和新鲜的反应。注意也要由个体有机体、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验等等来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下面这一事实对我们的论点很有帮助：在注意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鲜的、自具特征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通过这种注意，一个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或者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合理化，或者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奇的和流动的东西的真正的认识。我们只要注意那些已知的东西，或者将那些新奇的东西改换成熟悉的东西的形状，相信这可以轻易做到。
对有机体而言，这种陈规的注意具有很明显的好处或坏处。显然，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验标签化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精力，而无需竭尽全力进行充分的注意。毫无疑问，标签化没有专心致志的注意那样煞费苦心。注意力集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普遍。一般公众都比较喜欢流线型的读物、经过压缩的小说、文摘期刊、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尽量回避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陈旧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是不完整的反应，它是部分的、表面的、没有实际内容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只要以一种类似于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就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业已熟知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不必作为个体，作为服务员、门卫、清洁工、上班族而去进行感觉了。
因为有两方面的真实情况，使我们看到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纳入到我们已经构造好的标题中去的东西，例如那些奇怪的东西；另一方面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新奇陌生的、危险的和充满威胁的东西最容易夺走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声巨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换上了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熟视无睹，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亦即就会被标签化。假如一个人从生到死都能把那些新的东西吸收同化到旧的东西中去的话，假如每当有什么新东西咄咄逼人地违反或破坏了他业已熟知的那一系列概念时，他都能够看到它只是表面上与那些熟悉概念不同，并且能够给它贴上标签，把它当成一个乔装打扮起来的老朋友，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惬意的了。……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我们没有概念来指示、没有标准来衡量的东西，我们既不感到好奇，也不感到惊讶。
从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得到一种有趣的理论，新奇陌生的事物或者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似乎都只对那些凶险的经验作出反应，好象注意必须被看成是对危险作出的反应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紧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不凶险、没有危险的经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经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作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生活要么是一场危险的聚会，要么就是危险的暂时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