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变幻不定，都放在那种牢固不破的形式之下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不动的和僵死的东西里面才感到舒适自在。理智的特征就是，它天然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柏格森本人的理智却恰恰推翻了这一概括。
感知问题的内在本质
感知问题这一过程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过程可以作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无法改变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想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就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想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皱眉头、激烈的讨论、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其实思想还没有开始，结论早已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想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象有思想的姿态，尽管去相信就够了。这比起合理化来更省事。
心理学家几乎都很清楚，一个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按照他生命最初10年所习得的一套观念，而这套观念也许永远都不曾发生过一丁点儿变化。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想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极可怜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
不可否认，这种活动也许有时对这个世界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照字面上划分一道区别。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瞬息的世界的适应能力。
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并非我们对合理化只能举出唯一的例证。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在标签化思想与复制性学习之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当作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不加思索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与感知过程的联系要强于与记忆过程的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维台默在他的一本书中所强调的。卡塔那认为这是一种“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的努力”。
下面这一点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常常都把问题的解决和问题本身视为相同的或重复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充分地理解的话，任何一个特殊的项都属于已经清楚的项，因此只是已知东西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是同语反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思想在这方面也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相似。我相信，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至少过去是这样。
每一问题都是由于其自身的资格和特异性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象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真实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有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作出适当的反应来。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优柔寡断，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作出决定来，相反，它能够使人避免仓促作出决定。它能够保障我们不会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比如根据第一印象来评判他人，把我们对一般女司机的态度应用到所有个别的女司机身上去，谴责或支援一个人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或者一些非常短暂的交往。我们本来是在对个别的人进行反应，但我们却把它看成好象只是某一类型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与那一类型中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同，这时我们就会犯上面的错误。如此看来，我们之所以不适当地进行反应，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观点认同了。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是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如果思维活动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
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然经常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甚至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势不两立。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想。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可以界定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涉及到另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可以从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中显示出来。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还不能准确表达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离家门去玩耍。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另外我们发现，许多人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观点。这类实例不胜枚举，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自信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我们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所得出的结论和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看前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拣来的一些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种认识肯定会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教育为何比理想目标差距如此之大。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反对什么。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拿出自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瞬息万变、无法描述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水果一样被整齐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流动性，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可能有别的结构，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结构。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当作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这类标签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中去的。有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尽管这一切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但仍无法清楚地确定应对此采取何种措施。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的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单纯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