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呱呱堕地之日起，我们即在摸索着追寻此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孩，也会要设法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和此种力量在环绕着他的整个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在生命开始第五年未了之际，儿童已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付问题和工作的样式。此时，他已经奠下“对这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即经由固定的模式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已被预为解释，而此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而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
只有重新检讨造成此种错误解释的情境，认出谬误之所在，并修正固有模式，这种生活意义中的错误才能被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人也许会被错误作风的结果逼迫，而修正他所赋予生活的意义、并凭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完成此种改变，然而，如果没有社会的压力，如果他不发现：假使他再我行我素，则他必然会陷入绝境，那么他必然不会这样做。而且，这种作风的修正，大部分要借助于某些受过训练而了解这些意义的专家，他们能参予帮助发现最初的错误，并从旁建议一种较为合适的意义。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童年时的情境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解释。童年时期的不愉快经验是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的。不顾不愉快经验的人，他的经验除了能告诉他作某些防范未然之事外，便不会影响他们。他觉得：“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不良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被安置得更好。”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别人总是占尽了便宜。既然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要善待世界？”有些父母就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许多苦难，我都熬下去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吃些苦头？”第三种人则可能觉得：“由于我不幸的童年，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人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除非他们改变他们的解释，否则，他们的行为便不会有所改变。在此，个体心理学扬弃了决定论。经验并不是成功或失败之因。我们不会被经验过的打击所困扰，我们只是从其中取得决定吾人目标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以某种特殊经验，作为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很可能就犯了某种错误而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以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了我们自己。
然而，在儿童时期，有某些情况却很容易孕育出严重的错误意义。大部分的众所周知者都来自这种情境下成长的儿童。首先，我们要考虑曾经因为在婴儿时期患病或先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缺陷的儿童。这种儿童心灵的负担很重，他们很难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和他们很亲近的人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由他们自身引到别人身上，他们大都会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后，他们还可能因为拿自己和周围的人比较，而感到气馁。在我们现代文化中，他们甚至还会因为同伴的怜悯、椰榆或逃避，而加深其自卑感。这些环境都可能使他们转向自己、丧失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希望，并认为自己被这个世界所侮辱。
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扰的，我想我是第一个人。这门科学虽然已经相当进步，可是它发展的方向却非如我所愿。我一直想找出可以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想找寻能够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遗传或身体环境的证据。器官的缺陷并不能强迫人们采用错误的生活模式。我们无法找出内分泌腺对他们有同样效果的两个儿童。我们经常看到克服此种困难的儿童，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时，还发展出非常有用的才能。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学的选择。有许多对我们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材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的健康状况经常很差，偶尔他们还会早夭。然而，这些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成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光看肉体，我们无法判断心灵的发展将会变好或变坏。可是，器官或内分泌腺有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未被导向正途，他们的困难也未曾被了解，结果他们大多变得只对自己有兴趣。因此，我们在早年生活曾因器官缺陷而感受到压力的儿童之中，便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失败者。
第二种经常在赋予生活的意义中造成错误的情境，是把儿童娇纵坏的情境。被娇宠的儿童多会期待别人把他的愿望当法律看待，他不必努力便成为天之骄子，通常他还会认为：与众不同是他的天赋权利。结果，当他进入一个不是以他为众人注意中心的情境，而别人也不以体贴其感觉为主要目的时，他即会若有所失而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他一直被训练为只取不予，而从未学会用别的方式来对付其问题。别人老是服侍着他，使得他丧失了独立性，也不知道他能为自己做些事情。当他面临困难时，他只有一种应付的方法——乞求别人的帮助。他似乎以为：假使他能再获得突出的地位，假使他能强迫别人承认他是特殊人物，那么他的情况就能大为增进了。
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群。他们有些人会严重地破坏善良意志：他们会装出“媚世”的容貌，以博取擅权的机会，可是却暗中打击平常人在日常事务上所表现的合作精神。还有些人会作出更公开的反叛：当他们不再看到他们所习惯的馅媚和顺从时，他们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对他们充满敌意，而想要对他们所有同类施以报复。假使社会真的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示敌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拿出这种敌意作为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不生效果的道理：它们除了加强“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就一无所用了。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暗中破坏或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或是以暴力施行报复，他们在本质上都犯着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我们发现：有许多人他们先后使用着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其目标却始终未变。他们觉得：“生活的意义是——独占鳌头，被认为是最重要人物，并获取心中想要的每件东西。”只要他们继续将这种意义赋予生活，他们所采取的每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是很容易造成错误的情境，是被忽视的儿童所处的情境。这样的儿童从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建构了一种没有把这些友善力量考虑在内的生活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当他面临生活问题时，他总会高估其中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应付问题的能力和旁人的帮助及善意。他曾经发现社会对他很冷漠，从此他即错以为它永远是冷漠的。他更不知道他能用对别人有利的行为来赢取感情和尊敬，因此，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能信任自己。事实上，感情的地位是任何经验都无法取代的，母亲的每一件工作，就是让她的孩子感受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人物，然后她必须把这种信任之感扩大，直至它涵盖儿童环境中全部之物为止。如果她的第一个工作——即获得儿童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这个儿童便不容易发展出社会兴趣，也很难对其同伴有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对别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是此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练，否则其发展即会受到挫折。
假使有个完全被忽视、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儿童，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很孤单，不能和别人交往，无视于合作的存在，也全然不顾能帮助他和别人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然而，我们说过，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必然会死亡。儿童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可以证明：他已经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不讨论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只管那些受到的照顾较平常为少者，或只在某方面受到忽视，其他方面却一如常人者。总之，我们说：被忽视的儿童必然未曾发现值得他十分信赖的人。我们的文明有种悲哀的讽刺，就是：有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其出身都是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都把这种儿童归纳于被忽视的儿童之中。
这三种情境——器官缺陷，被娇纵，被忽视——最容易使人将错误的意义赋予生活。从这些情境中出来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对待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被帮助以朝向较好的意义。假使我们关心过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他们有真正的兴趣，而也会在这方面下过功夫——我们将能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的意义。梦和联想已被证实为很有用处：做梦时和清醒时的人格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轻，人格能不经过防卫和隐瞒而表现出来。不过，要了解个人赋予自己和生活的意义，最大的帮助是来自其记忆。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们回忆之事，不管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作回忆时，它之能够被想起，即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它告诉他：“这是你应该期待之物”或“这是你应该躲避之物”，或“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强调：经验本身并不如留于记忆中而被凝结成生活意义的经验来得重要。每件记忆都是值得纪念之物。
对于表明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存在有多久，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环境等方面，儿童早期的回忆是特别有用的。最早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均含于其中，它是个人将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整个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等，第一次综合起来的结果。其次，它是个人主观的起点，也是他为自己所作记录的开始。因此，在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觉得自己所处的脆弱和不安全的地位，以及被他当作理想的强壮和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对比。至于被个人当作最早记忆的，是否确实为他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或是否对其真实事情的回忆，对心理学的目的而言，则是无关紧要的。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作”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即已握有了解开整个人格之钥。曾经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的人，这种说法才为正确。然而，我们说过：假使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在于训练他们更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之道；在日常工作及平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找出自己的行为方式。对合作的任何妨碍都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例如，只学会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恩宠；他也只愿意听取他觉得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对他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他的毛病开始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而他本身的特质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开始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的考卷上会答出好成绩；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未被训练以合之道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训练的工作之前，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每种生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以勇气及较大的成功机会来应付其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时可能犯的错误，而如果他们自己也没有犯同样错误，我们就能相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对生活的机会，就会有较乐观的看法。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不会停止努力、找寻捷径、设法逃离、把肩上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或问：“生活有什么用处？它使我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假使每个独立自主的人，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应付其生活，那么我们将可看出：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
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问题
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动物的生存不知有死亡，每个动物只意识着自己的无限，直接享受种族的完全不灭。至于人类，因为具备理性，所以必然产生对死亡恐惧。但一般而言，自然界中不论任何灾祸都有它的治疗法，至少有它的补偿。由于对死亡的认识所带来的反省致使人类获得形而上的见解，并由此得到一种慰藉，反观动物则无此必要，亦无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