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更为困难的事，就是如何以动机的层面分析金钱的意义。在动机层次中，金钱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一件事情，它可以是低层价值、中层价值、高层价值或超层次价值。我试着详细说明某个特定需求层次，但有些情况无法确实执行，对于这些情况我就放任不管，将其视为不可评估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力气去分析它在动机层次中的价值。
当然，无法分析的情况还有很多。也许最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就是不去分析，将他们视为无用的资料。你可以进行一场规模庞大而完整的研究，重新访问当事人，就动机角度考虑，询问他们当初的抱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但是就研究结果而言，有些困难不太可能实行而且也没有实行的必要性。
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算是真正恶劣的情况呢？在一些管理理论中，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恶劣环境的例子，那却是临时工或非专业员工所处的环境，恶劣到接近内战的边缘。也许我们可以将战俘营、监狱或集中营视为最恶劣的环境，或是国内小型企业（一人或两人）间激烈而残酷的竞争，老板必须压榨员工到只剩最后一滴血，濒临崩溃的边缘。老板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尽可能地拴住员工、压榨员工，在他们辞职前尽可能赚取最多的利润。但我们不应该有错误的认知，以为管理稍差的企业就是恶劣的企业。我们必须记住，人类有99％的人，有数年的时间是在管理最差的企业工作。我们必须做更大范围的比较，也许我们应该先搜集真正恶劣环境的例子，再开始进行研究。
我经过研究实践意识到，良好的环境虽然能激励大部分的人成长，但是却给一小部分的人造成可怕的灾难。对于独裁者来说，给予自由与信任反而会助长这些人的恶劣行为。自由、开放与责任会使依赖、被动的人产生不安和恐惧，甚至因此而崩溃。在我们建构理论或进行实验之前，最好搜集足够的例子。我们不妨如此假设：某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具有偷窃的倾向，但是他们不自知，因为他们工作时受到严密的监控，因此这种行为倾向从未提升至意识层面。如果一家独裁管理的银行突然“解放”，撤除所有的控制和监视，完全信任员工，那么10个或20个员工中，肯定有一人会因为首次意识到自己的偷窃倾向而感到震惊；其中有些人认为不会被发现，甚至会屈服于这种倾向。
这个问题要说明的关键是，不要以为良好的环境能激励所有人成长和自我实现，某些神经质性格的人就不适合，某些独特的性格或气质也不易产生正面的结果。良好的环境、完全的信任有时候反而会使部分人原有的偷窃或虐待倾向浮至表面。我想到了康乃尔大学的荣誉制度，令人惊讶的是，大约有95％的学生对这个制度感到满意，并引以为豪。但是仍有1～3％的学生，没有因为这个制度而有所改变，仍照样抄袭、说谎或作弊。这并非是荣誉制度完全没作用，而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仍有所差异。
以上所谈的想法和方法也可以运用在社会心理学上。例如，就大学而言，我们可以观察教职员的抱怨层次和学生的抱怨层次，以断定开明的程度。同样的，判断婚姻是否美满，也完全可以从抱怨内容的分析得知。一位妻子可能会抱怨丈夫忘了送花给她，或是咖啡里放了太多糖等等，但这与另一位妻子抱怨丈夫打伤她的鼻子或打掉她的牙齿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小孩对父母、学校或老师的抱怨也是一样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通则：凭借观察抱怨的层次来评断企业发展程度以及健康的程度。也可以说，任何包含人际关系的组织发展的健康状况和水平都能由评估怨言和牢骚的水平做出判断。但要记住一点，不论婚姻多美满，学校多优秀，抱怨都不会消失。
我们区分负面抱怨与正面抱怨是很有必要的。当基本需求的满足遭到剥夺或威胁时，即使员工没有注意到这些满足或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仍会立刻引起尖锐的抱怨。如果你问一个人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优点，他可能不会说他的脚不会潮湿，因为地板不会淹水，或是他不可能回答说企业里没有蟑螂。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认为是什么特别的优点，但是如果这些理所当然的良好环境一旦消失，你就会听到大声的抱怨。
用另一个方式来说，这些满足不会使员工产生感激或感谢之情，但是如果遭到剥夺，则会引起极大的愤怒。此外，我们也必须讨论能促进改善的正面抱怨或建议。这些评论来自于较高层次的动机，是人们未来所希望的结果。
从原则上讲，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就必须搜集真实的例子，找出最差劲的老板和最恶劣的环境。例如，我知道一位胖子，他恨不得杀了老板，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工作，他的运气总是很糟糕。而最令他生气的是，老板只向他吹口哨，而不叫他的名字。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的愤怒愈积愈深。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是我在一家旅馆服务的一段经历。我在一家渡假旅店担任服务生的工作，他们支付我到旅馆的一切费用，但却要我担任餐厅助手，薪水比服务生要低得多，而且没有小费。我完全被骗并且没有钱回去，也来不及另外找一份暑期工作。老板答应会尽快让我担任服务生的工作，我也相信了他。餐厅助手的薪水一个星期只有10～20美金。一星期工作7天，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不能休假。当时我们还有一份额外的工作，就是准备沙拉，因为原本负责此项工作的厨师会迟一两天才到。过了几天之后，我们问老板厨师什么时候会到，他总是回答说快了。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星期。很显然，老板是在压榨我们。
最后，在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这一天，饭店里来了三四百位客人，老板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熬夜加班，准备可口但制作耗时的甜点，不过，所有人都毫无抱怨地接下这份工作。在七月四日这天，当我们端上第一道菜时，全部的员工都辞职不干了。这对员工来说，当然会造成金钱的损失，因为已经来不及再找另一份工作。但我们心中的怨恨和报复的念头如此强烈，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感觉到辞职所带来的满足感。这就是我所谓真正恶劣的环境——接近内战边缘的恶劣环境。
搜集完所有的证据后，可以列出一张清单，让那些在管理良好的场所中工作的人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好运，因为通常他们自身不会注意到，而且视为理所当然。你们不必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抱怨，只要问他们当以下的情况发生时，他们感觉如何：如果工作场所中有许多小虫、太冷、太热、太吵或太危险，如果腐蚀性化学药品溅到他们身上，如果高危险性机器没有安全设备等等。当他们看到200个恶劣环境的例证时，就会明白自己多么幸运。
建立推动进步的变革理论
在每次社会变革中，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对社会和文化，或是其他方面，都必须有整体性理论。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社会的变革是整体性的，其中的各个事物之间都相互关连，彼此结合成为一整体，任何的变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能只按一个按钮，或是制定单一法规，或是改革单一机构或是撤换某个领导者，就期望社会有所变革。我从未看过单一事件的变革就能造成整体社会的变革。当然，就整体性思考而言，任何单一的变革都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简单地说，要改进社会必须针对所有的机构、事件、员工进行变革。显然，这项改变是经过允许的、可行的，而非一项暴行。
社会变革是全面性的，通过同时变更使得社会体内所有的机构和附属机构同时改进。有人认为某些机构较为根本而重要。我也确信，在美国文化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一机构将是总体意义上的机构；在实质面上是如此，但是理论上却不是这样。身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我相信工业的变革比起其他机构，更能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工业本身必须有所改变，也要有其他环境的配合。
举例来说，除非社会、经理人、主管、员工、政治家和学校等所有的人、事、物都已准备好，否则工业界的开明管理无法真正到达社会的每个角落。在一个独裁社会中不可能实行开明管理。独裁主义本身必须经过适当的修正后，才有思考开明管理的可能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
接受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如果任何机构的变革都必须经由其他机构的彻底变革才能有所成效时，那么这种整体性变革势必要经过一段渐进式的缓慢改变，而非像过去的革命家所期望的快速变革。事实上，当我们想要改进社会时，我们就已经成为革命家，哪怕这个词有些负面的意义。但是从事社会变革的人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他们必须完全接受、了解并同意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无论是员工或组织，必须提升至某种层次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开明管理。
达到上述两项目标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知识、意识控制、意识设计、规划和科技的变革（这是唯一合理的可能）。我们在实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按钮变革理论，以上的变革有其必要性。如果只通过一项新法律或改变宪法中的某一项条款，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很轻易地感受到社会将有所改变。按钮改革理论之所以施行多年，是由于其极易为愚蠢而未受教育的人所接受。比起更正确、更具整体性的复杂社会变革理论，按钮理论较为受欢迎。
但实际上，社会变革必须是整体性的，实质上它也非常的复杂，不易为未受教育的人们所接受，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快速地认同。也许它很难被所有人理解，也许必须有一群专家学者，依照专业知识分工合作，说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渐进式的科学、研究、教育、学习和教学等变革的必要。这与传统革命家准备好反抗和杀人的行为不同。在所有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有军人就足够了，但是科学家更能带动直接而具意识性的社会变革。
毫无疑问，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而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年代，情况也千变万化。最有效的变革方式，当然不是浪费一个人精力的，而是针对已经做好准备的机构或附属机构进行变革或重组的工作。例如，在我们社会其实有一大部分机构渴望进行改革，有的即将进行或是正在进行改革。托儿所和专业的幼儿教师数目正逐渐增加，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同样的，幼儿园政策、理性和实际性的教育、母亲训练、幼儿诊所的扩展等等，都是一种社会变革。人本管理的普遍性使得社会获得整体性的改善，也是一种变革。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渐进式的改革，就是利用有意识的知识，从最脆弱或已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着手，再扩大到整体的范围。”
如果我们能对渐进变革的需要达成共识，并为此而骄傲。或者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与洞察力，基于良好的技术能力采取渐进式变革，就能明白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小小的改变，我们就不会因此而失望、沮丧、自卑或感到无助，个人是改变社会最根本的力量。也就是说，谁也无法做到超出一个人所能做的范围。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而无法负荷一个人以上的工作量。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他应该有的力量（而不是超出自己的力量），当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不会认为自己像玩偶一般任人摆布，完全没用，觉得自己在面临社会改革时一无是处，一点忙也帮不上。
个人的无助感或无力感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对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以及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面对炸弹攻击、大型国际性干涉以及冷战时，往往觉得无所适从，最后变得更为自私，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管外面的世界。莱斯曼所说的“自私主义”，意思就是只为自己生活，不为别人着想，在被杀害或世界末日来临以前尽情地享乐。
威尔逊曾经谈到选择成为英雄或是一条虫的问题，非常遗憾，很多人选择当一条虫。他们非常自卑，怀疑自己的能力。当一条新法律通过，每个人都比以前多拥有一辆车，妇女取得投票权，劳工工会很有组织，参议员开放直选等等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但社会却没有任何大的改观，因此，那些社会改革者、过度乐观的慈善家以及拥有善意的人大失所望。他们对社会改革抱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当他们渐渐衰老以后，就会觉得厌倦无力，满腹牢骚，退入自私主义，不再理会有关社会改革的任何事物。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考虑，我们完全有必要建立起自尊，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是自己曾经参与一项改革措施并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它的效用并不很大，也要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好像赢了球赛一般的自豪）。例如说，当我们好不容易选出一位最佳人选，代表民众出席州议会、当地的图书馆委员会、学校董事会，或者是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教育经费，或是我们设法为当地高中争取到更好的老师等，都应该把它看成是一项胜利，并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