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大学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很简单，也许认为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孩子是软弱的；当孩子自信时会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做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也一样进行。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知识给我们带来明确决断、行动和抉择的能力，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观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杰弗逊的全部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如果一个人能仔细地、如道家那样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就能为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找到正确的东西。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笼罩全身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必然、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也要靠倾听他的本性和呼声，靠对他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他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他自然发展才能发现如何正确对待世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有这种情况。在用餐时，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哪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有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不容易的。要能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接受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受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健康成长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会去作恶，这是一种关于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虽然我们不能走得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作恶行的主要原因。这等于说事实自身在其本性范围内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对它们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细心的摸索。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以及道德意识问题，等等，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充分发展自己的“虎”性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给人性下定义这种论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固有的困难，并且要把握住这些困难。而且，这个定义的每一成分都需要再定义。当我们用它们写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圆圈的边沿走。在这里，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这种圆圈。
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性具有如此众多的规定性特征，每一特征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某一特征自身在确定人性时又是不充分的。而且，许多这种规定性特征本身又是程度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地、严格地区分开动物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哈特曼的公式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好人的好，要看他满足或符合“人”的概念的程度如何。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是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着的一种解决方法。第一次做母亲的妇女问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大夫明白她的意思而不深究她的用词。动物园管理人员去买老虎，他会寻找“好的”样品——真正有虎性的老虎，即具有所有明确规定的虎性并且发展充分的老虎。当我为实验室购买宿条猴时，我也会要求猴性好的宿条猴，不要那些怪异的或异常的猴。如果我碰上一个没有卷曲尾巴的猴，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宿条猴，尽管它的某些特性对于一只老虎来说可能是极好的。对于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来说，也是同样。
分类学家选出新种的“典型样品”，把这个样品存放在博物馆中，成为整个种的范例。在规定这个种的一切性质上，这是整个种群中最佳样品、是最成熟的、最没有残缺的、最典型的个体。在选择“好的雷诺瓦”（1841年至1919年，法国画家）或“最佳鲁宾斯”（1577年至1640年，法兰德斯画家）时，掌握的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发掘人类最好的样品，这个人具备适合这个种的一切要素，他具有发展得很好并充分起作用的人的一切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伤害主要规定性的、绝对必要特征的显著疾病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作“最完美的人”。
从现在来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仲裁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个文化标准可以压倒和淹没生物心理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们要面对驯养问题，也就是说，要面对人工的和受保护的生物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被驯养的，特别是在我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人身上更是如此，例如脑损伤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等。最后，我们需要区别牛奶场场主的价值和奶牛的价值。
就这个时代的状况看，人的似本能倾向比文化的力量要弱得多，所以，要梳理出人的心理生理学的价值，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有困难也好，没有困难也好，反正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极重要的。
我们研究上的巨大问题，于是就成了“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实际上，这一点己做得相当好了，像医生现在能够选出身体健康的有机体那样。在这里，巨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化问题。
我们意识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甚至希望死，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叫做成长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人越是成熟、坚强和健康，就越追求成长价值，越少追求和需要“滑行的”价值；但无论或多或少，他仍然需要二者。这两组价值总是处在辩证的关系中，形成动力的均势，而且这些就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需要不是二歧式的，而是排列在一个整合的阶梯上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之间是相互依赖。请允许我说，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这种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所谓不活动状态，我指的是在一顿美餐以后的那种食欲状态）。
这意味着向较低级的需要倒退的过程总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着。在这个前后关联中，绝对有必要把它看作对于整个有机体的完善，看作是“更高级需要”的存在和活动的先决条件；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安全是热爱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而热爱又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像“高级价值”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彼此处在辩证的和动力的联系之中（或者，正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层次整合的，而不是两歧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对付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在大部分公众的大多数时间内，低级的需要和价值要比高级的需要和价值占优势，即这种低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强烈的倒退拉力。在好的或相当好的生活环境下，而且只有在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的个体身上，才更经常地、坚定地选择高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有满足低级需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满足需求，低级需要就活动或休眠了，就不再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而且，很明显，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设，又须假设有一个好的社会。
有一种过时的传统说法，人的高级本性依赖于人的低级本性，需要低级基础做基础；没有这个低级的基础，高级基础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已经获得满足的低级本性做基础，人的高级本性就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高级本性的最好途径，是首先实现和满足人的低级本性。另外，不论什么时间，人的高级本性好的或较好的环境条件是人的高级本性依赖的基础。
这里的含义就是，人的高级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并不依赖本能的抛弃，而是依赖本能的满足（当然，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同传统的弗洛伊德的“本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查弗洛伊德的本能论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生和死的本能所隐喻的二歧性，有某种同型性。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基本隐喻，而同时又修正他的具体说法。
不过，前进和倒退、高级和低级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正由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说明。除了我力图使我的说法更接近经验和诊疗的材料，更能进一步肯定或否定之外，我没有发现这些说法之间有任何巨大的差异。
摆脱自身的基本困境
即使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人既是被创造的，又是天使般的；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动物性的，又是超动物的；既是成熟的，又是幼稚的；既是畏惧的，又是勇敢的；既是前进的，又是倒退的；既是向往完善的，又是害怕完善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力图向我们讲明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赞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对于任何心理动力的和心理治疗的最终体系来说，这个基本困境是首要问题的两难困境和它的辩证法，而且对于我们是适用的，我觉得对于任何自然主义价值论来说，它也是基本的问题。
然而，对于抛弃已达3000年之久的、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模式之内的、二歧式的割裂和分离习惯（“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但是你不可能具有二者”）来说，它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学会整体论的思考，放弃原子论的思考。
所有这些“对立面”，实际上是层次整合的，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而且，摆脱二歧式和割裂，使表面上不可调合的对立面趋向整合，也是治疗的正当目标之一。我们的天使般的品质依赖而且要求我们的动物性品质。我们的成人性不仅不应该抛弃孩子气，而且还应包含它的优良价值，它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级价值和低级价值是以层次方式整合在一起的。
从某种程度来看，价值是由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人自己创造和选择的。发现并不是获得我们借以生活的价值的唯一方法。自我探索发现某种单一的东西，手指只指向一个方向，需要只能用一种方式满足，这是很愚蠢的看法。
几乎所有需要、智能和天才，都能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满足。虽然这种变式是有限的，但是，它仍然是多样化的。天生的运动员，有许多运动项目可供他选择。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是以多样化的方式给予满足。天才的音乐家，单簧管可以给他带来快乐，长笛也一样能给他带来了快乐。一个有杰出智慧的人，对于做一名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满足的程度可能是相同的。对于任何有良好意愿的人来说，有极其多样的事业和职务，能把同样的满足奉献给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人性的这种内部结构是柔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说，人性的内部结构可以沿着某一特定方向生长，也可以沿着多种方向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