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察面广视野开阔
阅读该书，笔者深刻感受到著者为撰写此书所下的苦功。著者唐中六先生把巴蜀古琴放在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音乐的大环境里，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搜集积累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细心编排成书，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他深入到民间、乡村，足迹遍布古代巴地包括今重庆及其所辖地巴县、江津、大足、涪陵、南川、丰都、奉节、巫山、合川、开县以及今湖北巴东、恩施，四川南充、阆中、渠县，古蜀地包括今四川广汉、绵阳、三台、梓潼、德阳、遂宁、绵竹、乐山、仁寿、彭山、峨眉、简阳、资中、资阳、内江、宜宾、长宁、泸州、雅安和今成都及其所辖新都、邛崃、双流、郫县、崇州、大邑等，另外还到了贵州省遵义、兴义，云南省楚雄、大理等地，参观考察了各地出土的抚琴俑、画像砖琴乐舞图、岩画琴乐舞图拓片以及摩崖壁画等，共数百件(处)，其中收集到六十余件琴俑资料，六十余件民国前古琴资料，这些实物以及图片是他撰写该书古代部分的主要素材。
此外，唐先生还用了五年的时间到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北京和其他省市，走访与蜀琴有关系的老琴家，通过反复访问叙谈，有时甚至是用信访方式获得了研究近现代巴蜀琴艺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访谈琴家六十余人，搜集各类资料、图片二十余卷，其中有论述、有人物、有故事，这些关于巴蜀琴艺的访谈的鲜活材料，则是他撰写该书近现代和当代部分的主要素材，由此也可以看出著者在考察访问方面的勤奋用功和执著追求。
三、史料翔实图文并茂
从事史学研究往往需要引经据典、以史为证。著者多年来埋头书斋，查阅了包括史书、志书、诗文和笔记小说、琴书等各类浩瀚的史料，其中史书类有《史记》《汉书》《隋书》《唐书》《宋史》等，志书类有《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四川郡县志》《资中县志》《蓬安县志》等，诗文类有《乐府诗集》《全唐诗》《苏轼诗文集》等，笔记小说类有《春渚纪闻》《茅亭客话》《桯史》《云烟过眼录》《贾氏说林》《蜀鉴》《蜀中名胜记》等，琴书类有《琴史》《斫琴秘诀》《碧落子斫琴法》《天闻阁琴谱》《琴书大全》《琴学丛书》《沙堰琴编》《琴曲集成》等。经过遴选，从诸书中取用了上千条有关的资料，成为研究巴蜀古琴艺术的有力佐证。对于这些资料的运用，著者都严格地一一考证、核实，尽量做到准确无误而真实可信。
《考略》一书插图丰富，据笔者统计，该书共收录图片一百九十四幅。除有人物照片或画像、琴人的书法或山水画、琴谱书影、琴事遗址照片、画像砖拓片外，还有极具巴蜀特色的汉代抚琴、抱琴俑照片三十一幅，巴蜀各地目前珍藏古琴的照片三十六幅，此外还有蜀派形成以后的传承、发展、流布的关系图六幅。这些插图形象地表明了巴蜀琴艺漫长的历史进程，是极有说服力的史学资料；不仅如此，再从美术角度审视，也每每是富有艺术魅力的珍品，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良多趣味。
四、创新发现大胆推测
《考略》一书中有较多新的实物史料，这些新资料是唐先生在各地采访中的新发现，例如该书刊载的三十一幅抚琴俑、抱琴俑图片，其中十一幅是以前各类史料书籍中从未见到过的，它们是第4页的乐山麻浩汉代崖墓抚琴俑、新都三河乡马家山崖墓两尊抚琴俑、贵州兴仁汉墓抚琴俑、云南汉墓抚琴俑、郫县两尊东汉抚琴俑，第10页的广汉连山杜家嘴两尊东汉抚琴俑，第176页的新都三河乡出土的汉辟邪佛上的抚琴俑、成都摇钱树座抱琴俑等。书中第6页的郫县石棺乐舞画像石拓片、新都乐舞画像砖拓片都是由作者拓出，第一次刊印在书籍中。还如，刊载于该书的古琴图片，有一部分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它们是该书第200～208页的古琴“仙人友”、无名唐琴，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古鲸”、“南风解愠”、“春雷”、“获麟”、“铁客”、“朱晦翁”、“清远泉”，明代或明代以前的“韵侣”、“中和”，无名连珠式琴以及部分新琴等。这些琴的制作工艺考究，书法、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还有，该书列有十五处巴蜀琴事遗址，其中的蓬安“相如琴台”、 梓潼长卿村“相如读书抚琴台”、成都武侯祠“琴亭”、蒲江石象湖“魏了翁古琴台”、 新繁龙藏寺“妙音阁”琴楼、都江堰二王庙“蜀派古琴大师张孔山艺术陈列室”、成都龙泉柏合“琴墨堂”等地以前都鲜为人知，是著者首次把这些巴蜀古琴的重要活动地以照片的形式汇集到一起，介绍给广大的读者。
本书用史书而不拘泥于史书，也不人云亦云，做到了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例如关于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籍贯问题，以往《史记》《汉书》《琴史》《四川通志》《益州记》等古文献均记载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考略》一书通过对唐代李商隐诗《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明代四川学政卢雍诗《谒长卿祠》，以及清代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等唐、明、清三朝人的文献考证，认为司马相如为四川蓬安人。又如，在该书的第二章中房琯的琴事活动史料也有新发现。著者把过去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有关房琯与古琴的资料集中在一起，并且新发现房琯曾邀请当时著名琴师董庭兰到汉州（今广汉）为其门客。还有，对晚清浙江道士张孔山滞留四川成都青城山教授琴艺的时间问题，该书也有新的见解。以往学者和琴家普遍认为张孔山在成都的时间大约是十年，而著者通过对新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研究发现，蜀派古琴鼻祖张孔山在四川的时间至少有二十五年，正是有这样足够长的时间，张孔山才加工改编出《流水》《高山》《孔子读易》《平沙落雁》《潇湘夜雨》《化蝶》《合璧颐真操》《醉渔唱晚》《渔樵问答》等九首具有代表性的琴曲，并与蜀中琴人一起编撰了《天闻阁琴谱》，还教授出了众多的学生，使蜀派古琴艺术得以兴起和发展。此外，关于清代新繁龙藏寺的古琴音乐活动，以前只保存于该寺僧人雪堂编著的《潜西精舍诗稿》《绿天兰若诗钞》等诗文集以及龙藏寺的碑林中，而现在是著者第一次将这些关于近代巴蜀琴艺的重要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写入该书的第五章中，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巴蜀古琴艺术在近代的传承与发展。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这些新发现的实物与文献资料，为该书增添了更多的史实内容。
另外，书中还有一些较为大胆的推测，为本书增色不少。例如对于蜀琴的起源，该书有两种较为大胆的推想，第一种是前言第7页有2005年发现的新资料：“华胥在阆中孕育伏羲，伏羲在阆中云台山演练八卦”，著者结合伏羲斫桐为琴的传说，而把蜀琴的起源追溯到了远古。第二种是第一章的从孔子能弹琴，并以孔子“访乐苌弘”之事推想其蜀籍音乐老师苌弘能琴，遂将蜀琴的出现追溯到春秋时期，还认为蜀中琴乐的祖先应是苌弘。此外，从雅安高颐阙师旷鼓琴图而推测高颐能弹琴和喜爱古琴音乐，也是著者较为大胆而合理的推测。
以上是笔者对《考略》一书的几点粗浅的看法。当然《考略》一书的著者也意识到该书在一些研究课题上还有不够深入之处，如对唐代雷琴的产生、雷氏家族的辈分和传承关系、制作工艺的研究，对蜀派古琴的鼻祖张孔山的生平、琴艺的研究，对蜀派琴曲的研究等等。但可贵之处在于著者已认识到不足，提出了思考，这就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巴蜀古琴艺术提出了课题。
《巴蜀琴艺考略》，是唐中六先生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在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缜密的构思，撰写成书的一部颇有建树的理论著述。著者把整个身心投放于巴蜀古琴音乐的传承、弘扬和研究工作中，这种兢兢业业的探索精神和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和提倡。笔者最后还要强调，《考略》是国内第一部以某一地域古琴活动为专史的著作，当然也是第一部以巴蜀地区古琴活动为着笔点的著述。这部作品的问世，填补了巴蜀地区无琴乐专史的空白，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可谓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述巴蜀地区古琴艺术的史学著作，堪称“巴蜀琴史第一书”。
（朱江书，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