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解题发微
严晓星
琴曲《禹会涂山》（或简称《涂山》），又名《观光》（或谓《上国观光》《观光操》），为宋元之际毛敏仲所作。元延祐六年（1319），袁桷在《题徐天民草书》中回顾“甲申乙酉间”（1284～1285）从徐天民学琴时，先生曾经提及“毛敏仲作《涂山》”；到了元末，毛敏仲的友人叶兰坡之孙叶唯一能弹此曲，也曾经对他人说起毛敏仲创作此曲的始末。王逢《梧溪集》卷二有《听叶琴师〈观光操〉（有序）》诗：
《观光操》者，三衢毛敏仲所作也。至元间，仲偕武林叶兰坡、徐秋仙游京师，三人者咸能琴，受知宰执，荐名世祖皇帝。仲以为士之道莫尚于宾王，先王之化，尤莫尚有虞氏之教，故缘徴度声，作是操以应制。比召，客死馆舍。予闻其音，激越凄婉，不纯乎徴。传曰：徴乱则哀。仲其自哀也夫！虽然，仲之心至矣。是时，海内外群生万物，方旁达交畅，仲首拟《南薰之歌》用启圣聪，比隆有虞，中道而止，岂先王之乐未当复欤！于乎！先王之乐不见复于世皇制作之日，毕竟何时兴耶？使后有吴季子，必曰：乐有在也。兰坡孙惟一弹是操，且语是言，因序其事而系以诗：
夜听《观光操》，心神四座开。马驼千里道，龙虎五云台。长养《南薰》入，纡馀《白雪》来。世皇虚席待，竟起伯牙哀。
这首诗亦收录于《琴书大全》卷十九《诗上》，琴人不难得见。
由上可知，此曲在元初已有《涂山》《观光操》二题。
据《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统计，明清两代收录《禹会涂山》的三十四种琴谱，除去《西麓堂琴统》标题径作“观光”，其余皆作“禹会涂山”或“涂山”，此外仅《琴谱正传》《藏春坞琴谱》《古音正宗》另注亦名“上国观光”。一曲多题，本无足怪，但这些琴谱几乎是一边倒地摒弃《观光》（或《上国观光》）之题，却未必纯属偶然，不可等闲视之。
一、毛敏仲的晚节问题
古之琴人，率多为文人，文人则崇尚气节。宋元之际，神州板荡，正是文天祥所谓“时穷节乃见”之时。曾去大都狱中为文天祥奏琴、与文天祥酬答以诗的汪元量，亦与毛敏仲交游。汪元量为宋宫琴师，德祐二年（1276）宋室降元后奉召北上，他随行护持。十余年后，一旦元世祖命宋废帝吐蕃学佛、太后出家为尼，他便黄冠南归，隐于山水约三十年。虽然他也曾一度仕元，但那无疑是为了追随故主而忍辱负重，所谓“别有用意”，与遗民“迹异而心则同”，故“后人多以完人目之”。
汪元量事迹、心迹昭然，同为琴人、而兼在皇亲门下的毛敏仲未若其彰显，但在琴史上的贡献则有过之——归在他名下的琴曲，无论数量与质量皆属可观。关于他对蒙元新政权的态度，可择明代琴谱中有代表性者，举例如次：
明初朱权《神奇秘谱》卷中《禹会涂山》解题：
夏禹嗣舜禅之后，禹南巡狩于会稽之涂山。承唐虞之盛，会天下诸侯，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其熙皞之风，莫有加于此焉。胡元之初，故作是操，追慕宋德，亦有感于中矣。
明中期杨抡《太古遗音》卷中《禹会涂山》解题：
公本宋臣，虽天假强胡，改玉改步，而慕宋之心未尝忘也。乃述大禹承唐虞之盛，巡狩涂山，会天下诸侯，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中假事寓情，其追慕有夏之强者，实以追慕有宋之盛也。
《神奇秘谱》卷中《樵歌》解题：
是曲之作也，因元兵入临安，敏仲以时不合，欲希先贤之志，晦迹岩壑，隐遁不仕，故作歌以招同志者隐焉，自以为遁世无闷也。
杨抡《太古遗音》卷中《樵歌》解题：
……公遂耻事胡元，隐迹崖壑，意欲与文天祥公同一输忠见赤，遂作此曲……
明中期《西麓堂琴统》卷十五《渔歌》解题：
奇握温氏受历，毛敏仲耻事异姓，播弄云水，乐道辟世，作此以招同志。
上引琴籍中毛敏仲的形象，与南归以后的汪元量是很接近的。所以，1957年杨荫浏曾在文章中强调不应该“片面地只看见他的隐遁生活的消极方面”，而要理解“那种誓不与元朝宫廷妥协的斗争精神”。
既然如此，毛敏仲又怎么会如前引《听叶琴师〈观光操〉》诗中叶惟一所言，应召于元世祖忽必烈呢？如果已经习惯于明代琴籍中的毛敏仲形象，忽然看到《听叶琴师〈观光操〉》，又会作何感想呢？查阜西先生最初面临这一困局时，他这么想：
《禹会涂山》据明代各谱均异口同声赞其为眷恋亡宋，见《琴书大全》卷十九《诗上》王逢《〈听叶琴师观光操〉序》，而叶兰坡之孙则谓其为忽必烈捧场。向疑叶孙出生于元，或不解其祖发之内心深处故也。此处引用时标点略有调整，并补原文脱漏一字。
《听叶琴师〈观光操〉》产生的年代要早于明代琴籍至少数十年，所提供史料的来源也比明代琴籍更明确可靠，但查先生一则基于意识的惯性，一则出于对世态人情的充分估量，还是站在回护毛敏仲的立场上。然而，他又读到了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诗——版本可能就是《琴书大全》卷二十《诗下》：
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
五里十里亭长短，千帆万帆舡去来。请君收泪向前去，要看幽州金筑台。
苏子瞻吃惠州饭，黄鲁直度鬼门关。今日君行清泪落，他年勋业勒燕山。
查先生读罢，“详释隐语，多刺讽、激气之意”，他说：
汪诗第一首：“南人堕泪”，谓汪自己，“北人笑”指毛，从下句“拜杜鹃”可证。第二首前两句，骂尽元初逐利求名之辈，下二句讥毛想作元世祖之乐毅耳。第三首是以苏黄喻己之流浪，下二句又是讽刺毛也。
这样的理解，个别地方虽过于坐实，感情逻辑却基本正确。根据这第一手的文献，佐以叶惟一提供的资料，这时，查先生意识到，入元以后，毛敏仲已然变节，“毛之人格真成问题矣”！
明代琴籍所记述的毛敏仲入元以后“追慕宋德”、“耻事胡元”云云，经此考证，确属无稽。解得此层，则《观光操》之“隐”与《禹会涂山》之“显”，已有痕迹可寻。
二、明代的民族主义文化背景
宋亡后七十余年的元末民变，本身即有汉民族解放的性质，起义之初，亦尝以“重开大宋之天”相号召。洪武元年（1368）朱明定鼎后，元廷虽北迁，而军事力量仍然强大；数十年后元廷覆灭，恢复鞑靼故称的蒙古大军同样成为明廷的长期劲敌。中国原本就有“华夷之辨”的思想传统，蒙、明间军事、政治上的严重对立更强化了现实中的胡汉之防。民族情怀张扬之际，尚去此不远的蒙元初主中原时宋室旧臣的抉择，又经过了一次严格的价值审视，“追慕宋德”、“耻事胡元”的感情因之得到集中发酵。这就是明代琴籍一再强调毛敏仲节操问题的背景。
除了《禹会涂山》，明清琴谱中归入毛氏名下的琴曲，至少还有《山居吟》《佩兰》《幽人折桂》《渔歌》《御风》《樵歌》《庄周梦蝶》《隐德》《慨古》《凌虚》等等。据查虽然如今有人质疑毛氏的著作权，但在前人心目中，毛敏仲作为古琴大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而他的节操问题，也自然为琴人所关心。
不能小看特定历史情境中对待人物的喜恶与评价。与毛敏仲在古琴史上的地位相似，赵孟有着同等的书法史地位，也同样降元。到了明清之际，政治、军事局势一度好似宋元史事的再现，士人又面临着类似的抉择，此时此际，傅山对赵孟的态度是“薄其人遂恶其书”，甚至觉得他的字也“熟媚绰约自是贱态”。由于赵氏是赵宋宗室，以此身份降元，难免受责至苛。明初琴苑诸贤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面对毛敏仲成就与人格的反差，感情虽未必尽同于后来的傅山，恐怕也不免陷入矛盾。从那些琴曲解题对毛敏仲概念化的节操褒奖来看，也终究难脱“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
现存最早刊载《禹会涂山》谱本的是《神奇秘谱》，朱权在《神奇秘谱》的序末尝言：
今是谱乃予昔所受之曲，皆予之心声也。其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无所隐讳。其名鄙俗者，悉更之以光琴道，故不凡于俗。
朱权一方面强调对曲谱本身毫无改动，一方面又坦承对曲名“鄙俗者”、“悉更之”，他认为这是光大了“琴道”。不仅朱权如此，历来凡琴曲有不符合主流思想者，琴人辄改题以隐藏或淡化其曲意，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艺术观念。如《广陵散》（或作《聂政刺韩王》）是以臣凌君的题材，《琴书大全》卷十二将其改作《报亲曲》，侧重为父报仇、报答父恩的一面。数年前友人筹划出版激光唱片《梅庵琴韵》，亦尝欲将徐立孙先生在特定年代所作的《公社之春》更易标题，虽然经反对没有践行，但友人的思路也自有其渊源。
题尚可改，何况起用原本便存在的别名？那么，在民族主义文化背景下，《观光》这一曲名有什么不合时宜呢？